党国英

附记：此文发表在南方周末新一期上。

近日，先后有两条消息又刺激了我们多少有些麻木的神经。一条消息说深圳某个住宅区的高层楼房的夹层中居住了300多外来工，他们生活在这里都要爬进爬出。消防部门发现了这个情况，才强行让他们离开了这里。另一条消息则已经广为传播，说的是山西“奴隶工厂”的事情，那些不法老板丧尽天良地用强制手段让工人包括童工做苦役。

我们对城市工人特别是低端就业市场的劳工的苦难状况严重低估了，相应地，保护城市劳工权益的工作严重地陷于敷衍塞责、放任自流的状态。山西这个地方的“奴隶工厂”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诸报端了，而这次因为中央高层领导的严厉斥责才引起山西地方领导的重视。至于劳工在城市的居住状况，其实不惟深圳一地如此，人们也早已熟视无睹。

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不能说政府没有做工作，但工作的重心似乎放在了劳动过程以外，特别是放到了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方面，对劳动过程的监管、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约束处于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交互存在状态。

我们对劳资关系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认识方面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走向繁荣，出口水平连创记录，劳动力的充足供应和低工资水平功不可没。但这种低工资产生低劳动成本的经济扩张方式如不创造条件转换为新的发展模式，就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隐患。在经济扩张初期，可以借助所谓“人口红利”的优势，开拓国际市场，使国内工业规模扩大。一旦有了工业规模，应该使工资水平逐步上升，促进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提高产品的质量，一方面占领国际高端市场，另一方面扩大国内需求，使国内市场与国家工业规模相适应。显然，这种认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形成中没有跟进。

上述认识不能影响国家发展战略，可能与我们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错误理解有关。人们会简单地以为，工资水平是由劳动市场决定的，只要劳动市场存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工资水平就无法提高，国家不能干预；若干预了，劳动资源就不能有效配置。早两年曾有一位儒商跟我说，他是看到了在一些高度竞争的产业部门中工人劳动时间很长，例如每天工作在12小时左右，但这是工人愿意这样啊，他们为了多挣钱啊，限制他们的工作时间，不是要打掉他们的饭碗么？我以为这个说法很没有道理。但懂得劳动理论的人都知道，只有工作单价很低的时候，工人才愿意加班工作；工资一旦上升到一定水平，工人就会追求闲暇。可还要懂得，工资低的原因正是他们在加班工作。想一想，若全国每一个工人每周工作80小时以上会挤占多少个工作岗位啊！，退一步说，仅仅每一个工人平均工作60个小时，也足以使我们的劳动市场显著失衡。粗略计算，全国每个职工每天多工作一小时，就意味着4000万左右劳动力的饭碗被拿掉了！已经就业的劳动力的过度劳动，就好像陷入经济学家常常肯讲的“囚徒困境”一样，自己想进天堂，但脚底下是地狱。把这样一种机制搞掉，换一种新的机制，难道不需要政府介入么？

前面提到的儒商还告诉我，如果政府干预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工作水平，像“珠三角”一带的许多企业就要关门了，因为他们没有垄断资源，老板们经营企业如履薄冰，只挣了一个辛苦钱，抑或可以说老板们比工人更辛苦。在这里我无法多用笔墨分析老板们和工人之间的价值取向，但我想说，如果这是中国工人不能减少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的理由，那趁早把中国的现代化之梦扔到太平洋中去吧！

忽视城市劳资关系问题的原因，还与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有关，这种看法显然对决策者影响不小。前两年，一家著名调查公司抛出过城市农民工自我福利感受非常好的调查结论。这几年，在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又把农民进城务工作为消除差距的主要办法。这给人的印象是农民进城就好像有圆了幸福之梦。其实，不用深入调查就会知道，农民工的日工资报酬比不上农业生产的日工资报酬。农民收入低下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而城市农民工的劳动时间过长，是留在农村的农民不能更多地进城因而不能克服农村失业现象的直接原因。一言一蔽之，城市劳资关系方面的缺陷是农村落后问题的基本制约因素之一。

明白了上述道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城市劳资关系方面的问题呢？也未必。像山西那样的“奴隶工厂”难道还要等待新的法律出台以后能制裁么？那种明火执仗的犯罪还要什么高技术侦破手段才能发现么？自然不是。有官员和不法资本纠缠在了一起，官员们就自然容放纵资本对工人的盘剥，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么？

希望是有的。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还要解决体制方面的问题，扎扎实实做些事情，使得我们的各级政府真正能响应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号召，为全社会的利益负起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