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三农战略”是应人民网强国论坛的约请做的访谈的记录，本人没有修订。时间是：2009年06月17日

　　访谈摘要：

　　●大国复兴显然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对世界经济、政治有影响，对国际和平有影响、有贡献的国家。

　　●大国这个概念，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不能说哪个国家绝对就是小国，哪个国家绝对就是大国。况且从大的历史跨度看，国家大小也是变化的。

　　●农业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变化，最突出的一个变化是两条：一条是农民人数要减少，大量的农村居民要移到城市，第二就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要下降。

　　●我们的农村改革是以一个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市场化导向的改革特征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给农民自由，让农民选择。

　　●农村进步、农业增长和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有关。但也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简单地说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

　　●我们土地改革的原则是：明晰产权、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它的主要改革方向就是推动土地要素的市场化。

　　●我们采取更多的措施，把我们中国的传统农村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农村，或者一部分农村变成城市，打破自给自足的经济，我们才能产生出对民主政治的需求。

　　●对大学生下农村这件事我们要统筹考虑，不要简单化，不要“一刀切”，要想办法把大学生们用得更好，给他们一个广阔的舞台，不能简单地说要做一个党支部书记，做一个村委会主任，或者让他种几亩地，这是不行的。

　　●我们的未来，上上下下要不断地进取，要认真地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经济，不能光说加大劳动，要改革，要处理好经济利益关系，解决好我们的分配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尽可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把经济搞好。大家深恶痛绝的一些社会弊端问题，要认真地去治理，去消除，比如大家关心反腐败，要认真地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访谈正文：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欢迎来到强国论坛。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欢迎党老师做客强国论坛，首先请您和强国论坛的网友打声招呼。

　　【党国英】：网友们，大家下午好。

大国就要对世界政治经济有影响、有贡献

 　　[主持人]：党老师已经是强国论坛的老朋友了，今天看到您也是倍感亲切。我知道您在上周日参加了关于《大国策丛书》专家研讨会，并且您也是《丛书》的作者之一，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心中的大国复兴的“三农”战略。

　　【党国英】：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大国，什么叫大国复兴，然后才能谈“三农”战略。

　　大国在不同时代的概念也不一样。现在，一个大国应该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该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有影响，对国际和平有贡献的国家。如果我们做这样的理解，中国要做这样一个大国，有些方面我们是不是已经符合大国的标准，有些方面可能还有差距，比如说我们的现代化水平，有些方面就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的某些国际影响却比较大。所以大国这个概念，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不能说哪个国家绝对就是小国，哪个国家绝对就是大国。况且从大的历史跨度看，国家大小也是变化的。

　　大国复兴显然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对世界经济、政治有影响，对国际和平有影响、有贡献的国家。

　　人数少、（经营）规模大、效率高是三农战略的美好愿景。我心目当中的“三农”战略，我是不是也可以概括成三句话。

　　先讲农业，中国农业应该是高度专业化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农业。再说一个指标，GDP占国家经济总量的比重应该占5%以下，这是农业。

　　农民，我希望我们的农民人数减少。我希望全国大概留下5千万户专业农民，不像现在这么多的农民，所以农民人数总量减少，是我们对农民的一个希望。水平、技术上，我们当然也希望它能提高。就是它要是现代化的专业农民，不像现在是兼业农民，可能他以其他为主业，搞农业是副业。

　　农村，我心中的农村，未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传统的村庄数量和规模都要减少，同时，有一批小的城市要崛起。比如全国能够崛起一万个，甚至更多的小城市。但是真正的农民居住点，可能数量比较多，规模相当小的居民点。也就是未来农村风光，一眼望去，主要是田野和庄稼地。真正的村庄占的面积不能很大，不像现在一样，比如，乘飞机从北京到广东，一路上看下去，村庄占地比重非常大，可能占到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所以大量的土地被村庄占了。

我们希望农业是劳动效率高、生产效率高的农业，农民人数少，留下的农民要变成专业农户，农村是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农村，我们有大量的小城市，它可以为农业服务，起到沟通城乡的作用。真正在土地上工作的农民，要是少数的，村庄数量不少，但是规模要小。它是一个趋势。

农业问题解决有规律可借鉴

 　　[主持人]：谢谢党老师。我觉得您说的这三句话也是非常好的三点，让我们看到了在您心中的大国的“三农”战略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有网友问到，世界各大国的崛起和复兴也让我们看到了像您刚才说的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农村以及农业发展的很好的前景。您觉得，农业问题的解决其中有没有规律可以借鉴？

 　　【党国英】：当然是有规律的。可以用很多的具体规律来描述农业问题的解决过程。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恐怕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农业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变化，最突出的一个变化是两条：一条就是我刚才说的，农民人数要减少，整个国民的比重、国民人口结构当中，农民人数会减少，大量的农村居民要移到城市，这是一条。

　　第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要下降，世界一切国家都逃不过这个过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过程？随着经济的进步，我们工业的发达，工业给农业的进步提供了很多手段，现代化的手段使我们的农业使用劳动力在减少，农民有了越来越多的机器和其它的技术手段以后，他的劳动效率会不断地提高，这样的话，我们对农民人数需要量就减少。农业的进步最终还是来源于工业给它提供一些技术条件，科学研究部门给它不断地提供技术手段。

 　　[主持人]：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始于农村，农村的率先改革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30年来，随着我们农业大国的复兴，农村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多历史性的巨变。您觉得，3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的经验有什么我们现在可以总结的地方？

　　【党国英】：去年中共中央开了一届很有影响的会，是十七届三中全会，这个会上对我们农村改革发展的经验做了六个方面的总结。我自己认为，这个总结非常好，我强调其中的两点。我认为其中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条，我们的农村改革是以一个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市场化导向的改革特征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给农民自由，让农民选择。再一条，国家对农村给予了很大的财政支持，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行动，就是取消了农业税，同时给农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比如我们的新型合作医疗，农村普遍实行的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大量的地区，中央和地方政府给农民提供义务教育的费用减免，在有些地方还在推行农村养老诸如词类，以及也给农民提供了其他的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资金的支持。最重要的就是这么两点。

市场化程度不高影响农村和农业发展

　　[主持人]：现在农村改革依然是我国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发展应该是我们发展战略的一个基础。在这样新的形势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性的矛盾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党国英】：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我刚才讲了，我们的农村进步、农业增长和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有关。但是的确，我们也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简单地说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在若干个方面不平衡，产品市场，比如卖粮、卖菜，这个市场的发育比较好，但是，标志市场经济特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要素的市场。我们说要素市场，网友可能有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土地要素、资本、劳动。经济当中，必须的这三种要素也要市场化。这三种要素的市场化，我们看到，它的程度不一样。三种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不平衡。

　　劳动要有市场化，农民进城有一定的问题，比如户口制度。资本要素，我们希望在农村推行金融改革，金融改革刚刚起步。土地要素，它的市场化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深层次的体制矛盾就是市场经济给农村发展提出的要求，又与我们这个市场化程度不够之间的矛盾。

土地改革主要方向就是推动土地要素的市场化

　　[主持人]：去年在“三农”问题上，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的点，就是土地流转。政府也是出台了相关的政策，然而现在网友感觉到进展不大，您觉得原因何在？土地流转的前景如何？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推行？

　　【党国英】：关于土地的一些问题，我在强国论坛上已经谈过。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这个改革的方向已经比较明确。三中全会讲了十六个字，我们土地改革的原则是：明晰产权、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这十六个字，我理解，它的主要改革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推动土地要素的市场化。

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可以说全国的很多领域，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的确到现在，有关方面觉得改革太慢，好象没有见到改革动静。这个问题我们要这样认识，土地改革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牵涉到全局的一个问题，不仅和农业有关，也和其他的行业有关系。这个改革不妨稍微慢一点。我说的稍微慢一点是指有些问题要观察、研究、试点，要取得一些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修改有些法律。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觉得不要太冒失。事实上，我了解，我们有关部门也在修订法律。我相信，我们对试点工作做出一个好的总结之后，进一步完善法律，可能三年五年的时间能够形成一个新的关于土地管理的一整套法规政策。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太急。因为它和农民的利益，关系太密切，看准的要去做，看不准的要慎重。但是方向一定是市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想，我们肯定要改。比如，什么叫小产权，什么叫大产权。市场化的国家听不懂这个话。产权就是产权，产权都要保护，不能说小产权不保护，大产权要保护。这是我们中国的说法。本质上讲，按照我们官方的说法，小产权就是违法，小产权房可能就是违法建筑，这是我们一个标准的说法。但是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要认真看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深化改革，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像这样一些问题，牵涉的利益关系太复杂，的确短时期内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

三农问题核心是效率问题、权利问题和就业问题

　　[主持人]：所以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我们来看网友的提问。他昨天在预告页面下面提出了他的问题。请问党老师，“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什么？要点在哪里？

　　【党国英】：“三农”这个词语是很勉强的一个提法，虽然我们经常都说，现在中央文件也说，我自己也经常讲，其实这是一个意思。比如我要讲，农民住在农村，主要靠农业来养活自己。既有农民，又有农村，又有农业，是一回事。我们硬要分开，农业、农民、农村。这是很勉强的说法。你说农村问题可能说的是农民问题，说农民问题可能说的是农业问题，说农业的问题可能又是农村的问题。实际上是很不好区别的。

　　硬要我来区别的话，我要讲的核心问题，我愿意这样说，农业是效率问题，就是我们的农业效率总体还很低。我说的效率指的是劳动生产率。农民是一个权利问题，什么叫权利问题呢？就是农民有一些基本的权利没有获得保障，因此才发生一些别的问题。农村是一个就业问题，实际上农村失业率比较高，可能要高于城市。这个事情说起来话长，我简短说的话，我们农民，特别是种粮的农民，大田作物，种小麦、玉米、水稻，这些农民一年的有效工作日比较短，家里有两个劳动力，要种那么几亩小麦、玉米，一个劳动力就够了，一个劳动力一年劳动的时间不会太长。华北有些地方，平均种一亩小麦要两个工作日就够了。多的话也不是太多，可能三四个、五六个就够。就是说，农民劳动时间不足，就是有效工作日太少。我希望网友们正确理解。绝不是说农民懒。他想勤快，他就那么几亩地，他怎么勤快？

由传统农村转为现代农村才能产生对民主政治的需求

 [主持人]：还有一位网友叫“杨再昌”，他说，“三农”的问题和国家复兴之间有着怎样的战略关系？

　　【党国英】：这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实际上说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国家要进一步强大，它与所谓“三农”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前面说了，我们国家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大国，我们经济要现代化，政治上要推进民主政治的进步，在国际关系当中，我们要成为国际和平的主导力量。

我的看法，这几个方面都和所谓“三农”关系很密切。关于经济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中国经济要强大，我们要大量地把农民转移到城市，我们的农业GDP的比重要下降，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要提高，一个农民要能给更多的人提供可销售的商品粮。这是经济上。

政治上，我们都知道，我们老一辈革命家都是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推进我们的民主政治发展。但是民主政治这个东西，我做过一番研究，我有这样一个认识：两个东西很重要，首先，社会需要民主，如果它不需要民主，你在那搞民主就是瞎搞。其次，民主政治搞了以后，它需要民主政治运作、运行的社会基础性的条件。这个条件要不具备，你搞民主政治也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社会产生出对民主政治的强烈需求，要创造一个民主政治运行的环境，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和农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传统农村社会越解体，社会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就越强烈。我们社会越市场化，越专业化，社会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民主政治的运作条件也会越好。

如果概括说的话就是，我们采取更多的措施，把我们中国的传统农村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农村，或者一部分农村变成城市，打破自给自足的经济，我们才能产生出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国家强大，政治的现代化，也和农村社会有关系。如果我们的农村还是《红楼梦》当中那个农村，可能就不需要民主政治，那我们整个国家也不会是政治上现代化的国家。

所以经济和政治一定要同步、协调发展。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方面。国际和平，我想我们要给国际和平做贡献的话，比如，索马里有海盗，我们派出去的船要有军舰护航，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要参加国际维和部队，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我们自己不要搞帝国主义，我们自己不要有极端的民族主义，不要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个怎么办呢？也要进行发展，特别是农村发展。这个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往往和传统农业民族有关系。现代化的、分工水平比较高的，特别是卷入了国际分工的现代化的经济体，它就不容易产生出过于极端、狭窄的民族主义。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自己首先要创造一个消除极端的、狭窄的民族主义的社会条件。这是我们对国际和平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自己首先要做好。

“三农”现状和国家复兴对“三农”要求仍存在差距

　　[主持人]：网友说，目前“三农”发展的现状和国家复兴对“三农”的要求还存在着多大的差距？

【党国英】：我想应该这样说：农村的发展已经有比较大的进步，这个进步突出的标志就是我们国家现在食品的供应基本上是平衡的，也就是我们国内的食品供应是有保障的。前几年，我们出了问题，也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生产出粮食，因为粮价的波动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我还想告诉广大网友的是，我们的粮食供应，从长期看都是有保障的。

去年中央决定，我们国家要新增一千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我们这一千亿斤粮食，增产是有保障的。可能三年五年就把这个能力产生出来了。这样一个一万一千五百亿斤，我们形成粮食总的生产能力的话，一直能够满足到什么时候呢？满足到2020年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的农村进步，国民得以温饱，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好，我们的绝对贫困人口比重下降，这是我们农业的一个根本性的成就。

但是的确像这位网友讲的，我们是有差距。我要概括说的话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农民收入，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低。不是都低，农民收入也有高的，有的比城里人还高。谁高呢？我的调查表明，一年到头工作比较多的，比较忙的那些农民收入高。

　　[主持人]：为什么反而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低呢？

　　【党国英】：粮食主产区是历史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有大量的人口，最后形成一个局面，人多地少。一户农民可能四五亩地，这四五亩地是富裕不了的。一户农民靠四五亩地种大田作物富裕不了。比如种温室蔬菜，种一些附加值比较高的水果，有可能比较富裕。所以粮食主产区这个问题很突出。我觉得这是农民收入低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虽然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粮食可以满足供应，满足我们国内的需求，但是有麻烦。就是我们生产粮食的代价比较大。我们为了追求亩产量高，我们用的化肥、农药多，特别是我们用水比较多，就是灌溉比较多。农药、化肥和灌溉，对环境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我们灌溉靠地下水。现在很多沿海地区形成海水倒灌。所以沿海地区的人靠抽取地下水来解决饮水问题现在都麻烦，因为可能抽到的是咸水。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我不一一说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粮食增产的环境代价特别大。

第三个焦点性的问题就是，我前面说了我们要转移劳动力，转移农民进城，但是转移的约束性因素比较多，不容易。

我自己理解，我们现在讲差距，讲问题，我觉得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我认为比较大的问题。

　　[主持人]：网友问，我们如何提高“三农”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水平？

　　【党国英】：我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也就从大的方面回答一下。

还是说去年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我认为它讲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非常好，就是城乡要一体化。怎么样一体化呢？这个文件讲到，我们要五个方面统筹兼顾，我们经常讲叫五个统筹。哪些工作呢？大体上是我们要做好城乡规划的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市场的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以及城乡社会管理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统筹。我们要考虑城乡的一体化，要着眼于消除城乡差别，我们朝着这个方面去努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从发展上讲，也需要有些改革措施。

对于刚才讲的这样一些改革、这样一些统筹发展，我们强调一点，还是要坚持市场化。我可以概括为两化：一个是城乡一体化，一个市场化。

　　[主持人]：有位网友提到，刚才您回答了“三农”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水平的提高，您觉得，“三农”战略在实施的时候，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党国英】：我刚才实际上已经回答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农民收入低，生产粮食的环境代价比较大，以及我们的城市化还有一些政策上的障碍。我想大体上是这样的。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体制上讲，我刚才也已经讲到了，城乡要素：劳动、土地、资本，要素市场还不完善，我们还要进一步放活、进一步健全我们的城乡要素市场。

对大学生下农村要统筹考虑 不可“一刀切”

 [主持人]：有位网友问到，现在有很多的大学毕业生，都深入到农村去，并且当了村官，也是给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技术。您觉得这些大学生真的能为“三农”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吗？

　　【党国英】：我想我们要全面地看这个问题。不要说大学生，在农村的那些农民，他们对“三农”发展也做出贡献，何况大学生呢。

这个问题的焦点倒不是说有没有贡献，我觉得焦点是这样的：这些大学生在什么地方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他大学毕业，学了一些专业知识，特别是他不是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底在城市的贡献大还是在农村的贡献大，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他去了农村，在农村当中如何工作，什么样的岗位上工作，贡献才大。我觉得，恐怕我们是不是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大部分大学生，在我们的大学学了专业知识，肯定是要为我们的工商业，为我们的城市经济服务。但是，我们专门学农的这样一些大学生，要为农业服务，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因为你学农。

但是去了农村以后，还有一个岗位的问题。是不是去做那个村委会主任或者做党支部书记贡献最大，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一刀切”。我个人的意见，我们大学生到农村领办合作社。在我的调查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合作社作用大，但是发展的障碍比较多，条件差，其中一个条件就是缺乏人才。所以我曾经讲过，我希望我们的有关部门，在动员大学生下乡的时候，更多地让大学生去领办合作社。前年已经通过了合作社法，合作社发展的规模、作用，远远地没有到位，它的前景非常广大。它不仅会在农业技术推广上发挥作用，会在农村商品流通中发挥作用，生产资料的流通中发挥作用，它还在农业技术推广当中发挥作用，甚至在农村的社会管理当中都可以发挥作用。如果我们合作社进一步搞大，在进出口贸易当中也可以发挥作用。它的作用非常大，但是，现在一个要命的问题就是，合作社严重的缺乏人力资源。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大学生在政府的支持下去搞合作社，我们给合作社贷款，或者给合作社无偿赞助，可以设一些门槛。总体上，我认为对大学生下农村这件事我们要统筹考虑，不要简单化，不要“一刀切”，要想办法把大学生们用得更好，给他们一个广阔的舞台，不能简单地说要做一个党支部书记，做一个村委会主任，或者让他种几亩地，这是不行的。

我们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向前推进，我们的村庄可能要减少，我们的村庄要消失，我们大量的农民都要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你让他去做党支部书记，过几天你合并了，这个党支部书记做不了了，村委会主任也做不了了。另一方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一些村庄要设合作社，但是另一方面合作社要扩大，因为合作社的舞台太大了。

去年中央的会议也讲了，我们农村的经济体制叫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个双层经营体制强调的是未来发展集体经济主要是发展合作社，村委会就管一些公共服务，这样一些工作不用我们大学生。但是合作社发展有很多的复杂事务，不要简单看作是农民搞的联盟和互助，合作社可以搞的非常复杂，领域可以非常广大，比如上海就有美国的合作社驻上海设立办事处，土豆协会，相当于生产土豆的合作社。丹麦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它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国家，整个农业的生产、流通、加工，几个合作社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一般没有文化的农民，玩不转。不仅要有大学生，还要有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甚至要有我们的留洋的海归人士。

我觉得大学生下乡是对的，但是下去干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主持人]：其实有不同的选择，给大学生提供更合适的位置。有位网友问到，您担心基层会把好端端的“三农”政策落实歪吗？俗称把好曲子唱跑调，您会有这种担心吗？

 [党国英：]:这位网友说得也很好。我不是担心这个事，这已经是一个现实了，早就如此。中央的很多政策落实得不够，有些是人为的扭曲了，也有政策本身的问题，就是不好落实。这个问题我的确不想多说了。因为这个问题很普遍，网友讲的非常对。

保障不平等、程度低制约新型农村医疗合作改革和发展

 [主持人]：还有一位网友叫“徐二娥”，他说，您对新型农村医疗合作改革和发展有什么展望？

【党国英】：我认为新型合作医疗应该继续发展。但是我有这样几个看法：在新型医疗合作发展过程中，的确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补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补的钱，有可能更多地补给了有钱人。为什么？比如看病花了十万，报销六万。如果一个农民没有那四万块钱，他就不敢看这个病，那六万也补不到。这个农民有这四万块钱，他比较富裕，他住院了，他能掏得起自费的部分，这六万国家也能够给补上。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存在的。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没有绝对的平均，怎么办呢？因为你要完全实行免费医疗就会形成很大的浪费。我们一些病人就会搞机会主义，这个国家财政受不了。目前的做法，总体上讲还是利大于弊。为什么这样说呢？这的确给一些农村的农民一些帮助，至于非常非常穷的那些农民，怎么办呢？他可能连账户当中的10块、20块都交不起，原来是50块一人一年，个人交10块，现在搞到100块，100块的话，农民有些地方交的比重更大。这个钱交不起怎么办？我们就用其他的手段给农民补助。如果他真正穷的话，交不起的话。总之这个事情应该这样认识，我们国家、我们政府做这个工作，的确是为农民办好事。我的调查发现，农民对这个政策是非常欢迎，但是的确不能说这个政策是天衣无缝的，这个事情好得很、美妙得很，一点毛病没有。不是这样的。

概括起来两个问题：一个是保障程度还比较低，有些药可能不能用，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乡一级或者县一级跑到北京协和来看病，行不行？我相信不行。不能陕西的农民病看不好了，都到北京医院去看病去。都去协和看，都不得了。不要说农民了，干部都不能跑到协和看病。所以我们保障程度还比较低，保障过程当中还有一定的不平等的因素，这个基本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利大于弊，我们过去的农民不敢看病，有病干脆不敢看。我们现在怎么样？在总的账户当中，农民自己的钱肯定是农民自己花的，比如门诊上花掉的，再有住院，再有大病，国家集体补的资金就给农民很大的帮助。要看到利大于弊。要提高水平，要和城市水平一致，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我们需要努力，需要一个过程。什么事情都要慢慢来，一步一步地做。

　　[主持人]：网友“第五个马甲”，您刚才也提到了，希望农村人口逐渐减少，但是农业人口占国民人口结构的比重在什么水平上是最为合理的？

　　【党国英】：我希望在30%以下。我也不是乱说，一般城市化水平过了70%以后，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高度工业化了，就是说，它是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进一步发展，我们还希望农民的30%更小。但是，到了30%，咱们国家的水平就很不错了，就要比现在好多了。还有可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城里人差不多了。如果到了20%、10%，很有可能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城里人生活水平还要高。所以城市化70%，农村留30%，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简单说，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以上，很发达的国家可以到80%，甚至更多。所以，我们起码要把城市化率提高到70%。我希望能不能用20年左右的时间，搞得好的话，可以适当地快上几年。起码搞到70%，不要说还需要30年或者50年，那就太慢。我希望用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不要折腾，不要发生大的麻烦，我们希望把城市化率提高到70%。

农民工要妥善维护好自身土地权益

 [主持人]：我们都说要维护农民工兄弟在城市的权益。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后面留下的问题。我们有两位网友都问到了，一位网友说，农民工进城后，家里的承包地如何处理比较好？还有一位网友说，农村里如果全家都去城市打工，留在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房屋该怎么处理？

　　【党国英】：这个问题是广大农村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可以这样说：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农民进城打工，土地是一定要继续保有的，不能没收农民的地。我们鼓励打工，如果全家都出来打工怎么办？你可以把你的地租给别人种，或者给家里的亲戚、朋友种，一定不要轻易地卖使用权，一定要租给别人，也不要受忽悠，搞什么股份制。就是租给别人种，而且租期也不要太长，五年就可以了。比如我一下子30年承包，以后还要永远承包，我就租给你30年、50年，不要这样，租四五年就行了。

什么情况下你的地就不能保留了呢？大家关心这个事。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你要到城市落户口，而且你的户口不是落在一般的城市，不是你们的县城，落到一些能够设区的大一些的城市，比如北京，北京有朝阳区、东城区，落到社区的这些城市，你的承包地才要交回集体。所以一般转一个户口，农村的户口转到镇上，变成居民户口了，地也不能收，地还要保留，这是我们有法律规定的。

但是我还想跟农民朋友多说两句话，以后完全有可能做出政策调整。就是你到了任何城市落户口，你的承包地都归你承包，你的宅基地归你。如果地方政府因为经济发展，需要征你的地，需要征你的宅基地，需要拆你的房，都要按法律程序来办。我们的法律还在修订过程当中。修订的情况只能是对农民越来越好，不是越来越差。这是我们国家惠农政策，要在土地政策上有一个突出的表现。

大家看一下北京今天的《新京报》，有一条消息，以后北京市征房或者拆了人家的房，补偿要按市场价来补。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市场化，我们在征地或者占用宅基地，对农民利益有很大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要不断地改革，我们要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简单地说，只能对农民有更多的好处。这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制定政策的方针。

大国国民，“大人”需有“大量”

　　[主持人]：网友问，您能对大国复兴做一个具体的描述吗？因为访谈开始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曾经说到大国复兴农业战略这方面。在《大国策丛书》中是否也有这方面的阐述？

　　【党国英】：《大国策丛书》收录了一些有影响的学者的一些重要的文章。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我想肯定他们的这些说法应该对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是有启示的。

这位网友提的问题非常大。我刚才说了，抽象地讲，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政治，对国际和平，有影响、有贡献的国家。当然，大国应该有大的影响、大的贡献的国家。现在全球已经超过200个国家了，有些国家谈不上影响。这次经济危机中，就显示出我们中国的影响。大国有很多因素，我们在一些方面就是一个大国了，谁能说中国是一个小国，疆域大、人口多，某些方面影响也大。但是我们也有小的方面，就是我们现代化的水平还不高，我们还不能说我们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自己有多少年的历史传承、文化遗产，你要影响别人，别人能不能接受，这都是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抽象地说。

要做具体的描述，当然我也做过一些思考。比如我大略测算，按照目前的增长，中国和别的国家增长，实际上在总量上，中国经济已经是第二大国，排在美国之后，我看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总量上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

再过30年左右，我们在人均水平上都可能超过美国。当然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个时候你说我们还不是大国吗？经济总量最大，人均水平，可能比不上瑞士、中东那些小国，但是我们比别的大国强。所以我们做最富有、经济总量最大。我们军事技术水平上去以后，我们可以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外交、军事、国际关系一定要以本国的实际情况为主，我们的外交部长讲，弱国无外交。意思是国际关系当中，本国不强大，你和别人打交道，就会让人有很多不高兴的东西。

我们的未来，上上下下要不断地进取，要认真地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经济，不能光说加大劳动，要改革，要处理好经济利益关系，解决好我们的分配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尽可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把经济搞好。大家深恶痛绝的一些社会弊端问题，要认真地去治理，去消除，比如大家关心反腐败，要认真地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相信我们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才能实现大国复兴的梦想。在访谈快结束的时候，非常真诚地邀请党老师再和强国论坛网友们说几句话。

　　【党国英】：今天这个话题是大国这个话题，既然是大国这个话题，我想，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一位网友，恐怕真的要考虑一下，构成一个大国，这个大国的国民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一个“大人”，不是一个“小人”。我认为这个很重要。我说的“大人”就是大气量，不要动不动就激动，做出一种过度反应，要学习人家，有气量才会学习，要敞开胸怀，向人家学习，然后自己才能强大，做“大人”，我们国家才能成大国。

         在征地这件事情上，人们对有些现象似乎很不理解。假设一户农民有8亩地，用来种植大田作物，每亩纯收入400元，一共收入3200元。如果土地被征收，获得补偿款8万元，农民是否乐意？粗算账，如果银行中长期定期储蓄利率是4%以上，那么，农民每年可获得利息也在3200元以上。这就是说，土地被征收以后，农民不用劳动，利息收入和过去在土地上劳动收入一样多。这件事情看起来是让农民得到了一个大便宜，其实不然。

         一家农户靠3200元生活一年，其中包括自己的口粮，自然是贫穷的。按照中国农民实际生活的统计平均数，粮食主产区的农民还可能通过打工等办法获得4000元左右的收入，但这仍不足以让他摆脱家庭贫穷。不过，在我国政府推行了一些农村保障措施和义务教育完全免费措施以后，这样一家典型农户大体可以过一个温饱生活。总的来说，这样的农户是中国农村的穷人，我把他们称为传统穷人。这种穷人，其生活的艰辛要甚于古代农村“五口百亩之家”，但其性质没有太大差异。

         现代穷人是卷入经济分工的城市穷人。每月收入600元的城市四口之家，连过一个温饱生活都成问题。这个帐我们没必要细算。所以，一家农户的耕地被征收以后，再要他搬入城市社区居住，即令他有那些利息收入，还有做工的收入，其实际生活水平可能还要下降。

         传统穷人和现代穷人的生活有本质的差异。传统穷人可以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公共生活的空间很小，必要公共支出可以接近零。现代穷人处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人们之间的能力差异被货币交易放大了。更令人难受的是，城市社会的公共服务有某种强制性，且大量公共服务是城市精英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每个人必须购买。进城农民不能用柴薪起火造饭，必须用天然气或电能；他们必须交社区物业服务费，即使他们家徒四壁，无惧贼人光顾；他们可能不交纳个人所得税，但各种间接税非交不可，因为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公共“服务”，这些“服务”要由他们埋单。他们上路要交过路费，因为没有自由的马路可走；他们必须买报纸、看电视，因为城里没有口头消息传播的管道。总之，他们要为数不清的“公共服务”付账。就这样，现代社会似乎不允许存在穷人；如果在现代社会做了穷人，他要比传统穷人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不幸。

         按上面讲的道理，我们也许能够理解农民为什么对征地拆房有那么大的恐惧。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人是趋利避险的动物。如果农民的地还在，房子还在，他们还是非常愿意试探一下城市生活的奥秘。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如果能在城市落脚，并对未来有一定信心，可能完全放弃乡村生活。这种选择也有其中的道理。千万不要简单地以为城市是十八层地狱，传统农村是世外桃源。

         在典型城市，由于广泛的专业化分工，人们处在商品与服务的交易网络中，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交易必须平等，否则交易就完蛋。城市政府固然会强制供应公共品，但也因为城市生活的多元化，城市政府也必须中立，否则城市政府也迟早要完蛋。传统乡村生活不是这样。人们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依赖，交易的公正性要求没有直接表达的机制，社会平等就不是人们的主导观念。简单的经济也使公共权威很难公正行使，经济以外的人身依附和强制就成了必然。

         在城市，穷人有望变成富人；但在传统乡村社会，焦大几乎没有可能变成贾宝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青年农民喜欢进城的原因。当然，城市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有国家的城市可能也就是传统村庄在空间上的堆积，这样的城市没有魅力，也很可怕。但只要是城市，它就有进步的希望。此外，在政府帮助穷人这件事情上，城市做起来要比农村容易。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有一部电影据说很恐怖，叫做《反基督者》。一对夫妻逃离城市，却真正堕入了地域。这部片子有些夸张，不受影评家的好评，但我看它有很好的警示意义。

这是应孟山之约，为华夏时报写的评论。已经刊出。

“两办文件”将推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健康发展

2009年5月31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是推动我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工作的一个重要文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颁布以后，对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近10年的选举实践看，这部法律也有不少局限性，需要加以修订。据了解，有关部门早已酝酿修订这部法律，但等修订结束、再等全国人大通过，恐怕还要一些日子。在法律修订之前先由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一个政策文件，用来帮助解决实践中的一些迫切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文件有几个亮点值得关注。

         第一，文件明确提倡按照民主程序将村党组织负责人推选为村民选举委员会主任。这项规定在过去的文件中也有所提及，但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落实。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按照民主程序让村党支部书记参与竞选村委会主任，实际上把党支部书记置于村民的选票影响之下，有利于加强民主选举对乡村领导人的约束，减少公共权力在运行中的摩擦。我认为，各地在落实这项规定时，对于那些不能当选村委会主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可以按照合理程序免除其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但也不必一刀切。

         第二，文件对民主选举程序的若干关键环节做了规定。例如，文件对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和运行做了规定，还对候选人提名的原则做了规定。文件鼓励农村致富能手、复转军人、外出务工经商返乡农民、回乡大中专毕业生、大学生“村官”、县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提前离岗或退休干部职工通过法定程序积极参与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竞争。在以往的实践中，有的候选人虽然没有违法犯罪劣迹，但行为不端，不足以保证其公正履行公务。在少数情况下这种候选人还可能当选村委会成员。我认为，为防止这种情形发生，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制定有关候选人资格的具体规定。

         第三，文件在认可候选人竞选（竞职）的同时，也对竞选的一些基本行为做了规范。在以往的选举中，有的候选人乱夸海口，在选举当口给村民散钱散物；还有的承诺投钱搞公益事业，意在影响选举，而当选后有不履行承诺。为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文件做了相关规定。例如，文件指出：对候选人承诺捐助村集体的资金或物资，不应由候选人在选举前或选举后私自决定分配方案，而应交由依法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讨论决定。

         第四，文件指出，要坚决制止和查处贿选行为，并对贿选行为作了一般性界定。文件说：在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过程中，候选人及其亲友直接或指使他人用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收买本村选民、选举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候选人，影响或左右选民意愿的，都是贿选。按这个规定，构成贿选的基本要件是用钱物收买选票，影响选民意愿。我以为这个规定是合适的。但是，对于候选人承诺具有普惠性的公益事业投入，似不应看做贿选。村民委员会或上级政府应对类似承诺行为进行监管，防止候选人空夸海口。

         文件还要求地方党委、政府加强对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领导，并提出要加大对选举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总体上看，两办文件提出的许多意见正是广大基层干部在领导选举中所关心的焦点所在，所以，文件出台正当其时。

         我们有理由怀有乐观预期，各地方党委和政府将出台落实中央文件的具体规定，在新一轮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认真做好工作，使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迈上新的台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在我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件，政治家为此做出的积极探索无疑会推进这项工作不断向前发展，但我们也不要以为这项工作会因一两个文件的制定一蹴而就。

         乡村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还需要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首先，要更加重视竞选机制的建立，以加强候选人之间在公共事务中的彼此监督。江西等地的经验证明，强化竞选有利于真正保障村民利益，形成对乡村公务人员的约束机制。其次，要通过深化农村产权改革，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尽可能缩小公共权力行使的空间，减少公共权力的“含金量”，用制度降低腐败发生的概率。第三，要广泛发展各种形式的民间自治组织，特别是要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多元化、分散化，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所引起的各种弊端发生。此外，还要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逐步探索乡镇一级的自治选举，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向纵深发展。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但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长远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决定了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2020年之前农村改革的若干重大任务，其中一项就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全面提高财政保障农村公共事业水平，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实现这项任务的关键点和难点是建立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效衔接并最终与之相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是由改革的性质和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的。从改革的性质看，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所产生的缺陷，必须通过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加以矫正，而这种矫正的重要原则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帮助收入过低的人群能够享有基本的生活水平。一部分农民收入水平过低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保障制度对解决这个问题理应作出贡献。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农民的收入水平终究要赶上城市居民，因此，在一个过渡时期以后，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也应和城市居民的权利相统一。

但是，同样出于对我国国情的考虑，必须认识到农村社会保障在总体上将不可避免地具有低水平的特点。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社会保障资金终究来自国民产品；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保障水平也终究由本阶层的收入水平来决定，国家只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向穷人提供一种基本的保障。由于历史的原因，其中包括了以往社会经济体制的弊端，中国农民的贫穷和他们的就业不充分状况有密切关系。一部分农民收入低的症结正在这里。由于就业不充分，有效工作时间短，收入水平必然很低。要让这部分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根本办法是增加他们的劳动时间，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我们不能设想，国家能长期通过大规模的转移支付来确保就业不足的数亿人口享有与就业相对充分的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毫无疑问，在广大农民的充分就业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的社会保障必然是低水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浪漫主义。

正是出于对基本国情的充分把握，国家制定了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我以为是完全正确的。广覆盖，体现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普惠性要求。保基本，是农民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决定的。多层次，有利于水平的农村社会保障逐步向高水平过渡，可持续，则有利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稳定运行。

未来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面临两个基本挑战，一是确立国家财政的合理负担比例，二是确保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基本公正性。现在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暗含了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认为农民总体上很穷，所以国家财政要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出资者；二是认为农民个体都一样穷，所以国家对农民的社会保障补贴基本采取了平均主义办法。第一个假设现在还符合实际，但以后将发生变化；第二个假设现在就不符合实际。根据这种形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也要做出调整。

确定调整的方向要注意两点。第一，要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步伐，使那些基本脱离农业生产单又戴着农民帽子的人们归属城市，同时在生产环节的初级分配中筹集他们的大部分社会保障资金。这样可以减轻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更能体现“可持续”的原则。第二，要让农民群体中比较富裕的那些家庭逐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国家的补贴更大低向低收入者倾斜。

         “勒紧腰带过日子”被用来形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其实它也可以用来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束缚中国经济的腰带是高储蓄率、低消费率。这是一条坚硬的腰带，坚硬到能要中国经济的命。

腰带勒得过紧，要么会勒死人，要么会绷断腰带。但勒在中国经济肌体上的腰带很坚硬。它像一副手铐，只是勒在了腰上。它有一种自紧的机制，除非有一把钥匙打开它，否则它会要人的命。

三种因素聚合在一起，构成缠绕在中国肌体上的坚硬的腰带。

第一是低工资和长时间劳动。一个广东星级宾馆的理发员每天劳动12 小时，每月休息2天。北京一家著名美发连锁店的理发员也是每天劳动12小时，但每月休息3天。在北京郊区一个加油站工作的女孩子工作24小时（夜间工作可能允许打盹），休息24小时。她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平均在75小时以上，平均工资每小时约5元人民币或更低。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每天超过12小时的情形也不鲜见。这是我自己通过访谈了解到的数据。行业的竞争性越强，工人的劳动时间越长。强竞争领域的白领员工也是疲于奔命，未见得比农民工轻松多少。一端是超时工作，另一端则是大量失业者的存在。不难理解，如果忽略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则全国在业职工平均每人每天多劳动2小时，就意味着全国25%的劳动者丧失了工作岗位。这里有一个不良循环：在业者越是“勤劳”，劳动市场的竞争就越是激烈，在业者的工资也就越低，进一步地，在业者的劳动时间也就越长。这是马克思讲过的道理，只是人们假装忘记了。于是，就有了一个宏观经济领域的一种现象：在我们GDP总量中，属于劳动报酬的并由劳动者最终支配的数量大约在9万亿左右（07年），占比约36%；扣除税收，加上其他一些收入，形成的最终消费支出占到GDP总量的35%左右。面对这种局面，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不能不显得笨拙。

过大的对外贸易顺差是构成缠绕在中国肌体上的坚硬的腰带的第二个因素。当中国人勒紧腰带过日子的时候，若有别人发行“外汇”大量进口我们的商品，过一种宽衣解带的潇洒生活，我们可以陶醉在债权人美梦之中。但过量的外汇储备有一种对弱势阶层掠夺的性质。庞大的外汇储备意味着净出口，但对应的货币却发行出去了，于是有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并迫使央行提高利率，由此产生国民财富的分配向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倾斜。

以上两种因素结合起来构成了尺度更大的不良循环：国内经济的工资成本越低，出口量越大，进而经济增长的实现越是依赖国外市场；为了保住国外市场，越是要压低国内工资水平，进而压缩了国内市场空间，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国外市场。缠绕在中国肌体上的这根腰带就这样越来越坚硬。

还有第三种因素也在束缚着我们：中国存在代际财富连续积累的机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富裕群体。如果按0.42的基尼系数做测算基础，中国占总人口比重5%的最富有的群体大约拥有国民收入的30%左右。而我国政府不向个人征收财产税、赠与税和遗产税，于是，这些富裕人家的财富可以实现代际传承，财富积累的动机大大增强了。如果有了这些税种，富人们的经济行为就会有大的变化，他们不得不消散财富，用财富来换取慈善家的名声。有了这些税种，富家子女的行为也会大不相同。现在的情形却不是这样。中国某些一线城市的住房价格和平均住房水平已经和发达国家的城市水平不差上下，而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却望房兴叹。财富的集中在加深中国的社会的鸿沟，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就这样在束紧自己的腰带，变成了别国难望项背的高积累率国家。概而言之，中国的积累的根本特点是财富分配向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倾斜，而代价是高强度的劳动和低工资水平。高额外汇储备本应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引发相应的进口才对，但高利率和低工资消散了这种压力，中国人的肩头扛起来别国的高消费。我们人力资源平和物质资源在支撑着别人的强大。我们该惊醒了。我们该粉碎缠绕在我们肌体上的坚硬的腰带。

         近日，政府有关部门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个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我很期待这个改革方案出台，但从以往的经验，我唯恐改革方案不能抓住要害。仅仅依靠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来矫正收入分配偏差是不够的，必须从调整劳资关系入手解决问题。但我们已经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这些法律如果能落实一半，情形也不至于如此。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出台再多的改革方案又能如何？

         有人说要改革工会制度，让工会在劳资关系调整中发挥作用。但我知道美国的工会会员占劳工的比重也不过三分之一左右，大量非工会会员劳动者的权益照样有比较好的保障。工会当然有作用，但它的作用再大也大不过政府。美国经济学家诺斯说，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完成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转变。中国本届领导集体才提出“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结束了军政理念，也许这只是意识形态真正转变的开始。但愿我们能在劳资关系的调整中践行新的理念。

拓展自由的边界

——读《哈耶克传》

由阿兰. 艾伯斯坦著、秋风翻译的《哈耶克传》出版了，这对中国学术界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伟大学者的思想历程。哈耶克的伟大在于，他不仅在观念上，也在行动上拓展了人类自由的边界。在人类思想史上，由杰出思想家树起的自由丰碑，已经最醒目地镌刻上了哈耶克这一光辉的名字。但是，在学术意义上，哈耶克留给我们的问题恐怕远多于他所解决的问题。在哈耶克热中，不要误读哈耶克是很要紧的事。

思考人类发展的大题目

自由是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哈耶克赞同这样的表述：“自由可以被界定为强制之不存在”（转引自传记235页）。哈耶克对确立自由范畴的贡献在于，他不是简单地从道德理念（他当然不拒绝道德理念）出发讨论自由的意义。受波谱科学方法论的启发，他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由此得出了对计划经济合理性判断的批评。知识的分工本身并不一定导致强制，但无视这种分工的制度常常产生强制。哈耶克的这种理论逻辑不是经典的经济学方法，所以，大家（包括哈耶克自己）都承认，在自由范畴的研究上，他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政治哲学家。

现代经济学家会用另一种方式讨论自由的意义，最终与哈耶克还是殊途同归。

人文学者的一切学问不外乎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但这个说法过于抽象。具体看，人文学者要研究人的自由活动的边界问题。按照浪漫主义的逻辑，如果说人的最基本的价值是自由，那么，人来到人世就是一场悲剧，因为人注定要参与集体行动，而人一旦进入集体行动，就开始丧失自由。集体行动从家庭开始，到政治活动结束，人的活动总量扩张了，同时对人的自由的约束也增加了。不难理解，我这里说的约束，是指契约对人的约束。

尽管哈耶克的思想为反对政治专制主义和计划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表述清楚自由的实质。按照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思路，我们显然不能把契约对人的约束看作自由的对立面。如果契约是公平的，那么这个契约对人构成的约束就不属于对自由的约束。自由的敌人是强制。契约如果是在强制的情形下成立的，自由便受到了侵犯。产生强制的原因有多种，它可以是信息不对称这样的技术性因素，但更常见的是暴力，特别是政府拥有的系统化的暴力。本质上，这些因素都可以归结为经济学家发明的“交易成本”这样一个范畴。施展暴力，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施展暴力，并强制进行交易；或者人们为了躲避强制而放弃交易，都是交易成本不节约的情形，后者的交易成本无穷大，以至交易不能发生。在这些情形下，弱势人群是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者。按照这个经济学的解释，自由实质上是平等地达成交易契约，而侵害自由则是依靠强制来达成契约。

哈耶克当然知道强制的意义，但他的目的在于说明强制具有某种非现实理性的性质。现实理性是有边界的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广大的理性。所以强制必然给人类社会带来悲剧。哪怕这种强制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后果也不会有多大区别。哈耶克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精髓应该在这里。

即使哈耶克是从政治哲学出发来论述自由，其意义也十分重大。人类社会离不开集体行动，而一旦进入集体行动，技术因素造成的交易成本就要发生，政治强制造成的交易成本随着组织层次的提升也在递增。遗憾的是，几千年里人们不懂得这一点，到了近代，理性主义走到了极端，变成了浪漫主义，大大夸大了理性的力量，产生了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代表又是与大众隔膜的知识分子！哈耶克就这样在两条线上作战，一方面他要批判虚伪的政治家，另一方面他又要批判知识分子。批判政治家容易，批判知识分子则远为困难！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哈耶克，承担这样一个历史使命需要多大的勇气！

烫手的理性

批判理性，哈耶克不是第一个，但在经济学界，哈耶克对理性的批判似乎影响最大。但理性这个范畴是不应该被一指头掐死的，因为它在人类思想与蒙昧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斗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并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到现在，我还担心中国的自由主义不能适当对待理性这个范畴，把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搅和在一起，结果把理性主义丢了，而把浪漫主义当作自由主义供奉起来。

在当今中国，即缺乏自由主义，又缺乏理性主义。不要忘记，哈耶克反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时代背景与中国当今现实很不相同。英国从启蒙运动开始，用理性主义反对蒙昧主义有200年以上的历史，慢慢地理性主义占了上风。如果说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极端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变成了所谓“建构理性主义”，那么，中国的理性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辉煌。中国的计划经济与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哈耶克所反对的那种理性的产物，而是强制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的产物。

哈耶克自己也相信理性的意义，他在《自由宪章》中写到：理性无疑是人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的论证仅仅在于揭示，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我们相信理性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可以控制它自身的发展，则恰恰可能毁灭理性（转引自传记236页）。他在评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时说，他们两位“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合乎理性的了。他们的雄心是比较节制的”（转引自传记368页）。不难发现，在哈耶克看来，还有一种自由主义理性；我则愿意称之为现实理性主义。

哈耶克反对建构理性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来将走向何方，或应该走向何方”（传记128页）。但是，哈耶克自己也在构建社会。他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之前发表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说“我们可以‘计划’一个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宣布长期不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框架，在其中，每个人应该干什么及维持生计的决策，交给个人自己决定。……下面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财产权的精确内容和具体限制是什么，国家如何及何时强制执行合同，需要对待普遍原则一样予以深入的具体分析”（转引自传记148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哈耶克也是要“建构”的，而且如果他来做议会议长，他会感到终身都不能完成自己的建构任务。

在理性的问题上，凯恩斯对哈耶克的批评是值得重视的。凯恩斯读了《通往奴役的道路》以后，要求哈耶克在自由与计划之间划出一条线来，他认为哈耶克没有划出这条线。事实上，在政治哲学上，哈耶克已经划出了这条线，因为他知道自由的敌人是强制，而强制是可以明确得到定义的。但是，在现实领域，哈耶克的确没有划出这条线。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宪章》中，哈耶克事实上承认他不能划出这样的线。这本书要探讨“社会中人的人的强制降低到尽可能小程度的那种状态”，但他承认，他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完全取消强制，“强制只能减少，或使其危害尽可能地小，而不能完全取消”（转引自传记235页）。

凯恩斯对划出一条线的怀疑是对的。在实践中，在自由和强制之间应该划出的不是一条线，而是很多线，用这些“线”来屏蔽专制的危害。诚然，划线这件社会工程已经到了哈耶克的“扩展的社会秩序”领域，但不能认为“这种秩序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转引自传记364页）。微观经济学近几十年的发展都是在“理解”这种秩序，尽管经济学家不能去设计这种秩序。事实上，哈耶克自己也在努力这种秩序，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就是理解这种秩序的结果。

要经济学家的哈耶克，还是要政治哲学家的哈耶克？

凯恩斯对哈耶克的评价在当时的经济学界乃至在当今经济学界很有代表性。从道德和哲学的角度，凯恩斯与哈耶克是完全一致的，但对哈耶克的经济学论点，凯恩斯是不赞成的。对哈耶克，需要这样一种“两分法”来认识。

其实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至今仍有影响，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他的经济学却始终未能获得统领经济学主流的地位。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承袭了斯密的经济学传统。但哈耶克他们多走了一步，把价格理论扩展到了宏观分析领域，并提出了对经济周期的解释。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它开辟了一个有价值的统一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方向。但哈耶克没有再做精细化的工作，而凯恩斯做了，于是凯恩斯受到喝彩，只是哈耶克认为凯恩斯又走过了头。后来制度主义经济学推动了微观经济学的深入发展，并避开了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冲突，于是被所有经济学家所接受。就这样，哈耶克的经济学至今受到冷落。在哈耶克开辟的方向上建立统一的经济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哈耶克本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也本可以过一种富裕的经济学家的日子，但鬼使神差，他变成了一个政治哲学家，也因此过了一种不太宽余日子。只是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才过的优裕起来。按照中国目前学院派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哈耶克“迷失”了方向。然而，人类社会幸亏有了这样一位迷失了方向的思想家。他的经济学本来可以做的更好。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说，哈耶克在1931年就“价格与生产”问题发表的讲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32年，哈耶克的文章统治了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但到后来，哈耶克逐渐离开了经济学，在思想界摆开了战场。这是因为他畏惧经济学已经具有的高度而选择了一条省力气的生活道路，还是看到思想界的工作更具有价值而感受到了一种“绝不能逃脱的使命”（转引自传记140页）？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更愿意相信后者。

当时的德国已经出现了纳粹主义，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有蹈向此途的极大可能性。哈耶克要为这场战争的真正的胜利做贡献，就是要防止英国再现悲剧。站在通观人类发展史的高度，哈耶克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甚至说是悲壮的。在人类发展的巨大的转折点上，一种智慧技巧，一个数学模型是不能帮助人类的；耽迷于智慧游戏而不顾重大时代困境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最终，哈耶克的伟大得到了证实：在经济学界，他是小人物；但在思想界，他是伟人，是经济学家也需要仰视的伟人。

作为当今时代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我在这一点上与哈耶克的心是相通的。中国的农村问题就像“格尔迪奥斯绳结”，用经济学家发明的“模型”是解不开这个绳结的。我们需要亚历山大的剑来砍开这个绳结，这把剑就是社会公正，就是权利平等。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忙于用绣花针来装备自己，而把亚历山大之剑弃置不用。在我看来，哈耶克的思想正是锻造亚历山大之剑的熔炉。

谁爱护哈耶克？

从某种程度上说，哈耶克的思想产生于一个社会主义氛围相当浓烈的环境中。欧洲的社会主义与东方的社会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由它的发源地来到东方就变了味道，但这不意味着本原的社会主义就是美妙的东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在欧洲也显露出它的天然缺陷。传记作者写道：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大萧条都大幅度地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整个四方社会成百上千万工人失去了工作，在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是准确的，而像苏联那样由集体、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是实现经济稳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哈耶克出版批判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书，其遭遇是可以想象的。在中欧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尤其强盛；在德国知识界甚至到了排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地步。其实早在斯密以后一百多年里，德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境遇就相当糟糕，这有凯恩斯父亲写的书为证，那时间，谁如果宣传和信仰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在大学里是找不到工作的。我甚至怀疑马克思当年的遭遇也未必比哈耶克更坏。马克思可以做共产国际的领袖，哈耶克做谁的领袖？看起来，自由主义者注定是少数派。

但是，哈耶克还是生存下来了。是谁眷顾了哈耶克？还是欧洲这个社会。欧洲社会有包容性，尽管它的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是他们帮助了哈耶克，成就了哈耶克。但真正眷顾哈耶克的是欧美社会的人文环境。

读这本《哈耶克传》，我特别关注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关系。我感觉，凯恩斯像中国的胡适。哈耶克是可以学的，但凯恩斯学不了。凯恩斯的贵族气质是天然的，哈耶克的贵族气则是外在的装饰。尽管哈耶克在初到伦敦时在罗宾斯的支持下拿凯恩斯学术观点开刀，但凯恩斯还是以礼相待。他只是在私下里向他的朋友表示了对这种笔墨之战的厌烦。凯恩斯甚至为哈耶克找房子，帮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但哈耶克只是在二战期间对凯恩斯挂起了免战牌，其余时间总是在与凯恩斯较量。像凯恩斯这样的大学者，也就构成了哈耶克的环境，这个环境的特点是宽容。

未解之迷：观念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观念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哈耶克，也包括凯恩斯，给出了一个令知识分子高兴的答案：观念的力量是伟大的。是的，这本传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似乎证明了观念的力量。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都信服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并通过实践自由主义而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就。

可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导观念。遗憾的是，自由主义观念主导人类社会的的时间并不长。宗教的蒙昧主义和仗恃暴力的专制主义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主宰着人类。一个时代选择何种观念来主宰社会，其原因还是要在社会本身去寻找。我们不能相信，如果哈耶克早出世1000年，人类社会就会完全改观。但是，哈耶克好像不相信这一点，他反对历史决定论。极端的历史决定论不对，完全抛开历史决定论好像更不对。

米塞斯说的不错，大多数人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但由此说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们的领袖”，并断定观念的力量是伟大的，真是大可怀疑的。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能作为人民的领袖呢？是自由主义者吗？如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轻易做人民的思想领袖，自由主义还能被我们所珍爱吗？米塞斯的推理是，掌握社会主义思潮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群众，所以，改变知识分子的观念就可能改变社会的轨迹（参考传记49页）。我对此深表怀疑。按我在中国农村的调查，相当一部分中国农民喜欢平均分配土地，其原因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他们需要这种方式求得降低生活的风险。我们的学者很难改变他们的观念。

但有时候观念的力量的确是伟大的。当一项变革的物质历史条件已经具备，而旧的利益集团还在利用旧的观念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时候改变观念就将显示巨大的力量。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给欧洲带来了麻烦，物质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观念需要登堂入室了，撒切尔和里根才向自由主义招手了。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命题：观念的力量在合适的时候是伟大的。当今中国，正是需要选择自己的主导观念的时候。

题记：这是许中平先生所批评的我的那篇文章。好像发表在1998年中国改革报或书评周刊上。署名党国印。其实是一篇书评。我对这个主题还有一些其他文章，但尚没有做一个总的思想清理。以后要做的。许先生的文章贴在下面了。他的文章很好。

解读资本主义文明
－－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大殿上刻有一句训世名言：认识你自己！然而，千百年来任何一个人不敢说他认识了自己，推及整个人类，也不敢说人类已经认清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芸芸众生可能不关心人类命运的大问题，但大思想家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人类历史果真在进步吗？资本主义是历史进步的果实吗？为什么后起的欧洲在近代奠定了资本主义统治，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却饱受资本主义不发展的苦难？英国大学者李约瑟发现中国古代文明没有能够支撑她在近代的繁荣，而西欧人却后来居上，成功地发动了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因此留下了一个令世人猜不透的“李约瑟之迷”。李约瑟之迷也是资本主义文明之迷。在解读资本主义文明之迷的浩瀚文献中，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闪耀着引人注目的光点。近期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资本主义论丛》，把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文明兴起与成功的集中论述呈现在读者面前，又给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文明之迷打开了一扇思想窗户。

“资本主义是上层建筑，是少数人的现象，是高海拔现象”

布罗代尔的思想充满挑战性，而且首先向主流经济学挑战。他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回事，而主流经济学从来不把这两者区别开来。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是上层建筑，是少数人的现象，是高海拔现象”。在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下面是以商品交换构成的市场经济，再下面则是被他称作的由自然经济构成的“物质生活”，三个层次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经济体系。作为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1）资本主义始终建立在开发国际资源和潜力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它的存在具有世界规模。（2）资本主义始终拼命依赖法律的或事实的垄断；尽管它在垄断问题上受到狂暴的攻击。（3）资本主义并不如人们通常所说统辖整个经济或全部社会劳动，它从未把前者或后者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布罗代尔的这些论点的影响很大。或许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赵冈先生受他的影响，也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回事。更令人惊奇的是，布罗代尔似乎还为邓小平的政治见识提供了一个理论注释，因为邓小平也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回事。

然而，主流经济学的大家们并不甘心向布罗代尔投降。一些困难的问题摆在布罗代尔的面前：难道我们真正可以找到没有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市场经济吗？资本主义难道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吗？布罗代尔自己也说过，以往的一切历史从来没有公正可言，难道市场经济就比资本主义更具有道德蕴涵吗？对这些问题，布罗代尔并没有给我们满意的回答。

如果我们顺着布罗代尔的思路走，或许可以理解一点布罗代尔。当今的市场经济的确由资本占统治地位，但这种统治似乎不会是永恒的。从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向看，物质资本日益充裕，而劳动（人力资本）却日渐昂贵，说不定某一天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会显露一个大变化，届时不再是资本统治（雇佣）劳动，而是劳动统治资本。这当然是笔者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演绎，把经济学看作老生常谈，并“不轻易相信经济学家”的布罗代尔是不会这样想的。

布罗代尔偶尔也对资本主义发起攻击，例如，他说市场经济处于竞争之下，而资本主义则由于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能够放手地从事赌博、冒险和欺诈。但是，布罗代尔更多的时候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冷静的学理性分析，他说，“作为历史学家，我的任务既不是要判断资本主义的好坏，也不是要认定它守规矩或玩花招，而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正是这种学理性分析，才使他的理论有了迷人之处。

“凡是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充分发展。不事先摧毁国家，……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发展起来”。

在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布罗代尔的理论又给我们一个冲击。他说：“如果进行历史追溯，人们就会发现，凡是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充分发展。法兰西王国有其长处，但也有其短处：国家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在路易十四时代。不事先摧毁国家，－－无论是封建国家或是非封建国家－－，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发展起来；中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布罗代尔显然不同意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兴起原因的论断，更与我们的传统知识相悖。我们的传统观点是，资产阶级借助强大王权用炮舰征服世界，掠夺世界，方才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历史使命。布罗代尔显然不赞成这个说法，他主张用“长时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这里牵涉对历史事实的判断，我们的确不敢怀疑这位博学的历史学家。

布罗代尔所说的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弱国家”显然是指前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国家越弱，新兴的资产阶级就越容易战胜它。至于现代国家，它并未创立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这一遗产。国家有时给它提供方便，有时给它制造困难，有时任其发展，有时挫伤它的活力。资本主义的胜利取决于它是否由国家所体现。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在17世纪的荷兰，摄政和贵族为了批发商和或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法国落后了将近100年：随着1830年的七月革命的发生，商业资产阶级终于掌握政权。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它所建立的国家就很难说是一个弱国家了。

看来我们过去的理解错了。近代欧洲的强大王权是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才强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依靠了一个本来强大的王权。王权要与旧贵族抗争，便在财政上依赖有钱的资产阶级，并给他们政治的上的好处。两者相互利用，资产阶级最终羽翼丰满，便把王权踢到了一边。遗憾的是，这个政治过程只在欧洲发生，而中国的王权从来不把商人、手工业主放到眼里，更不屑于利用他们，他们也就无以发展壮大。如果再要问这种差别出现的原因，布罗代尔没有回答，笔者也以为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我们还是回到既有的思路上来吧。

究竟为什么前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太强大，资本主义就发展不起来？布罗代尔给出我们两点强有力的解释：第一，强大的专制国家不断破坏社会的稳定结构或社会等级结构，给资本主义兴起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制度创造造成障碍。第二，强大的专制国家不断破坏和中断知识积累的进程，使资本主义扩张的技术基础无法形成。

如果注意到名门世家的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的缓慢积累，欧洲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按照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制度作为一种约束机会主义、减少不确定性的行为规则，对于降低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具有根本性意义。资本主义制度的意义也在于降低市场活动的成本，增加交易行为的可预期性，使全部经济活动秩序化。但是，制度的形成不是靠一部法律可以解决问题的。制度是人们长期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导致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耗费可以看作人类经济史对制度建设的投资。布罗代尔的历史研究支持了制度经济学的这些思想。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就在于强调制度投资的累积性。那么，在历史上是什么因素保障制度投资的连续性呢？布罗代尔给我们揭破了这个秘密－－稳定的等级结构保障制度投资的连续性。当然，布罗代尔没有使用笔者所用的经济学语言。

布罗代尔说认为，任何文明都承认几个等级，也就是人们脱离开威纳尔·桑巴特所说的“基本大众”而向上爬的阶梯。根据不同的时代和地点，等级与等级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对立、妥协或同盟，甚至几种状态的混杂。在13世纪的罗马，政治等级与宗教等级相合流，但在城市四周，土地和畜群正使一个危险的大领主阶级得以产生，而锡耶那市的银行家已爬上很高的地位。在14世纪末的佛罗伦萨，原有的封建贵族和新兴的大商业资产阶级组成了最有钱的富人集团，并合乎情理地夺得了政权。相反，在其他政治环境之下，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等级,中国的明清时代就是如此。

布罗代尔揭示了西方社会历史上等级结构的意义。在西方，个人成功虽然并不少见，但历史却反复不断地念同一本经，就是说，个人的成就几乎应归功于到处钻营、力图逐渐扩大其财产和影响的家族。这些家族的野心在耐心的配合下，长时间地延续下去。……孕育这资本主义过程的资产阶级创造了或利用了坚固的等级制，后者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支柱。……如果注意到名门世家的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的缓慢积累，欧洲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封建制是一种有利于贵族家庭分配地产的稳固的形式，也是一种具有固定结构的等级制。在几百年内，资产阶级一直寄生于这个特权阶级，留在它的身旁，危害它，利用它的错误、奢侈、闲散和缺乏远见，往往通过高利贷攫取它的财产，最后挤进它的行列。

日本这个国家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具有相似性。这个国家里，商人世家的历史最为长久，诞生于17世纪的某些世家至今仍然兴旺。在社会比较史上，唯有西方和日本是几乎自动地由封建制向金钱制过渡的社会。日本社会的等级结构稳定，使它幸运地独立于亚洲之外。

布罗代尔还剖析了中国历史的特征：我们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不完全的统计数字给我们这样的印象，那里的社会纵向流动性似乎比欧洲大，稳定性比欧洲小得多。科举制度意味着人人都有当官和升官的门路。虽然考试并非绝对没有舞弊，但它在原则上对社会各阶层都开放，其门户远比19世纪的西方大学开得大。……但是，新登高位的官吏仅仅及于自身，他们在职期间积聚的产业不足以构成欧洲那样的大家族。何况，财势过大的家族通常招致嫌怨，因为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所有，唯有国家才能向农民收税，国家又严密监视各项商业和工矿企业。尽管商人在地方范围里有所勾结，中国国家却不断阻挠资本主义繁荣，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要被集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

华人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应证了布罗代尔的分析。黄仁宇发现，王权侵害富人的利益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明朝朱元璋热衷吃大户，“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钱穆的分析则更具深入性。他认为，中国过早地形成了平民政治。中国历史上先后有过贵族政府、军人政府和文治政府（实际上，唐代以后的所谓贵族的消失，应是世袭贵族的消失，这正反映了中国社会等级的不稳定性）。中国读书人多出身于农村，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做官者与农村的渊源很深，并使城市文化乡村化。这种情形当然不利于商业文化的积累。因为官员的产生不大依赖于财富，而比较依赖于偶然的才智。所以不仅中国的贵族“富不过三代”，甚至“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皆匹夫”。

仔细咀嚼布罗代尔等学者的论述，笔者禁不住对我们过去那种一味鞭挞富人的阶级斗争片面性而扼腕叹息。或许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是历史乃至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但社会的秩序就是强有力的人物在历史上反复竞争、妥协而达成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客观上也保护了多数弱者。我们倒是看见那种高举“公正”大旗，把一切富人放在祭坛上的正人君子们常常把社会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技术是女王，技术改变世界，……但必须找到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

人们叹惜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在历史上灰飞烟灭，其实不独中国如此。布罗代尔说，早在英国前，许多在技术上显然已经可能的革命遭到了失败。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已认识到蒸汽的力量，但仅仅依此为玩乐。古罗马掌握的工艺技术在上中世纪被掩埋了几百年，到12和13世纪才复活。中国大约在14世纪发现了焦炭炼钢，但这场潜在的革命却没有下文。

但是，终究技术革命发生在了欧洲，并推动欧洲社会走上人类文明的巅峰。“历次经济或社会大发展都以技术为支柱，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是女王，技术改变世界”。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技术进步在欧洲找到了良好土壤？布罗代尔感兴趣的是这个问题。他要“找到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障碍首先来自社会方面。……没有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的驱使，技术将停滞不前。

进一步说，技术进步必须扎根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而这个土壤并不是一切社会所具备的。布罗代尔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难道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致行动吗？”多数发明由工匠作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很小，也容易借到。发动这场惊人变革的不是伦敦的商贾巨富和金融资本。伦敦只是1830年后才着手控制工业。这个例子足以使我们看到，正是市场经济、基础经济和小工业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以及生产和交换的全部活动才为未来的所谓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工业资本主义的成长壮大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

相比之下，中国没有这样的运气。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导致对技术需求的垄断，特别是对技术人才的垄断。欧洲的分割造成了竞争，包括了技术竞争。东汉末年太学生多至3万人，增600倍。但这些学生被朝廷所吸引，怎么会迷恋被朝廷视为“淫巧末技”的技术发明呢？中国的技术发明于是成为皇权的奴婢。

资本主义当然需要批判，如同我们需要检讨一切既存制度一样。但批判一种制度先需要去理性地认识它，免得我们扯大旗、说空话，贻笑于历史。读一读布罗代尔的书，总归可以减少我们在这方面的毛病。

我在1998年之前，发表了不少署名“党国印”的文章，其中包括许中平先生批评的那篇文章。在网上发现了许先生的文章，以为非常好。贴在下面。向许先生表示敬意。同时也另贴上我的文章。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学术批评都能像许先生这样就好。当然，许先生的文章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整体上他的文章很值得欣赏。他是一位难得的好学者。

并未搞清 “资本主义兴起奥秘”的布罗代尔

——谈党国印对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的解读

许平中  河南电大武陟分校

摘要：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强大的国家政权抑制世家大族积累资本，又垄断技术进步的资源，是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力量。党国印认为布罗代尔发现了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何以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

本文认为布罗代尔并未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真正“奥秘”，真正阐明资本主义兴起奥秘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环节是西欧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这些组织和制度，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因此，探讨一个社会具备还是不具备市场兴起的自然地理条件，是解答中西历史进程差异的根本途径。中国自然地理条件单一，东西方向自然产品差异小，南北方向陆路运费高，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地区交换自己所需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花费代价更高，其合理选择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一直停滞于自给自足状态。探讨历史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必须归结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 

    西欧兴起的原因问题，早已引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注意，许多学者为此倾注了心血，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位，他的《资本主义论丛》一书集中了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与成长的论述，中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印在《解读资本主义兴起奥秘——  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以下简称《解读》）一文中，全盘接受了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兴起“原理”的归纳，还为利用这些原理探讨中国问题提供了思路。

    在拜读了《解读》一文后，笔者感到，布罗代尔是围绕“强大的国家政权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基本原理”为基础来论证的，但逻辑混乱，很难理出头绪。他并没有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他所归纳的“原理”也根本无法应用到对其他社会（例如中国）的研究上。由于布罗代尔在历史学界十分受人尊崇，他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也具有简单方便的特点，所以不少中国历史学家盲目或诚心地接受了他的理论。不过，熟悉诺思原理的经济学家很容易看出布罗代尔的缺陷，不会贸然相信他为中国和世界提供的“理论”。遗憾的是，作为经济学家党国印先生，却全盘接受了布罗代尔的套路和原理，并把它们应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上，这就很容易使中国读者误入歧途。

    本文评述了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直接取自党国印的归纳）以及党国印用“布罗代尔原理”解答中国历史问题的思路，并根据诺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对中国何以没有自发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作一点探讨。

    一、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

    党国印把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归纳为三条，一是“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二是“名门世家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缓慢积累”；三是“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首先来自社会方面”。布罗代尔认为，正是“王权太强”抑制了世家大族财产的积累，也是“王权太强”阻碍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这样，从逻辑上说，“王权太强”就是“财产积累缓慢”和“技术难以发展的基础”。

    1、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春秋中文社区

布罗代尔认为，凡是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充分发展。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较英国迟缓，便是因为路易十四时代的国家政权太过强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兴起，取决于新兴商业资产阶级能否获得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权。国家越弱，新兴资产阶级就越容易战胜它。

    我们不知道这里的“凡是”有多大的适用范围，感觉应用与西欧大致还说得过去，至少与诺思阐明的原理有“吻合”的可能。但把在局部范围也不太适合的“原理”推广应用到更广阔的社会中，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遗憾的是，布罗代尔正是这样做的。布罗代尔是怎样“归纳”出这一“凡是”原理的，我们还不太清楚。但从上述法英两国的比较上看，事实引证倒并不错误。不过，布罗代尔把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权放在对立的位置上，是受到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的明显影响，因为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把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的国家看成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政权，而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要“战胜它”。而按照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令人信服地阐明的原理，本来意义的“封建主义”在5世纪末已经灭亡，它被民族国家所取代，而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还是两百年以后的事情，应当说，资产阶级都是在民族国家内孕育发展起来的，所以，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的王权并不对立，这才有英国王权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举措，法王路易十四也支持发展工商业。即使把把尼德兰作为聚宝盆而大力盘剥的统治者、德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的查理五世，也为尼德兰成为西欧经济领袖（即发展资本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看到西欧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王权，一般读者都很难理解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阶级斗争理论。当然，如果近代西欧的历史真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那么对资产阶级来说，当然是“敌人”越弱小，对“我们”就越有利了。

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权对立的“原理”，布罗代尔提出，现代国家并未创立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这一遗产。从历史上看，国家有时给商业资产阶级提供方便，有时给它制造困难；有时任其发展，有时挫伤它的活力。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在17世纪的荷兰，摄政和贵族为了批发商和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法国落后了将近100年，1830年“七月革命”发生后，商业资产阶级才终于掌握政权。

这些例证不但没有提供答案反而使笔者更加迷惑不解。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使笔者感到迷惑的是，既然金融寡头执掌了政权，但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那里兴起呢（按照马克思对北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崇，也只是认为那里出现的是“资本主义萌芽”）？其次，荷兰是在独立革命后从尼德兰分离出来的。早在16世纪后半期，荷兰的资产阶级已经战胜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权（查理五世之子菲力普二世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这才使得他们能够“为了批发商和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关键是要解释北尼德兰（即后来的荷兰）的资产阶级何以能够在强大王权的压迫下成长起来并最终战胜王权，可惜布罗代尔从17世纪说起，这就没有给我们解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问题。布罗代尔说，“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看来此前应当还是王权当政了。“法国落后了将近100年，1830年‘七月革命’发生后，商业资产阶级才终于掌握政权”。这么说来，不太强大的英国王权和强大的法国王权终究也没能够抵挡资产阶级的崛起，尽管二者相差一百年，但都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我们就需要解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何以都能够在王权的统治下强大起来并战胜王权，从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但布罗代尔也没有给予解释。无论如何，王权的弱小或强大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否，所以不能破解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

    布罗代尔说，近代欧洲的强大王权是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才强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依靠了一个本来强大的王权，王权要与旧贵族抗争，便在财政上依赖有钱的资产阶级，并给他们政治上的好处。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布罗代尔说，资产阶级最终羽翼丰满，便把王权踢到了一边。这一说法却颇为费解：既然王权帮助资产阶级消灭或抑制了旧贵族，并给予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好处，资产阶级何以要在羽翼丰满后，把王权踢到一边呢？这一说法显然来源于阶级斗争和形态更替公式。但如果我们不把这一公式作为无可置疑的真理而全盘接受，就会对资产阶级的这一态度感到疑惑。

    从英法比较上说，法国王权强大而资本主义发展滞后，但王权强弱与资本主义发展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不能从这一现象确定。从德国、意大利、荷兰发展的历史看，“王权强大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则连表面的正确性也不存在。但布罗代尔却力图“论证”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他认为：第一，强大的专制国家不断破坏社会的稳定结构或社会等级结构，给资本主义兴起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制度创造造成障碍，第二，强大的专制国家不断破坏和中断知识积累的进程，使资本主义扩张的技术基础无法形成。下面对这两个原理予以分析。

     2、名门世家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缓慢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

    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在西方，个人的成就几乎应归功于到处钻营、力图逐渐扩大其财产和影响的家族。这些家族的野心在耐心的配合下，长时间地延续了下来下去。孕育资本主义过程的资产阶级创造了或利用了坚固的等级制成为资本主义的支柱。

    应当承认，谁也无法否认财产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但是在事物的发展条件中，“重要条件”可以有好几个，那么解答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就需要说明资本积累与哪些其它的重要条件共同作用，才能够导致资本主义的兴起。如果只说某个国家或地区不具备某一重要条件，就断言资本主义无法成长，那就不是解答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而是解答资本主义“不兴起”的奥秘……

    布罗代尔果然是想用这一原理解答世界其它地区包括中国的历史问题。他认为，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强大的王权使中国形不成世代积累的大家族。他说，中国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大，官僚群体对社会各阶层都开放，科举制度使得人人都有当官和升官的门路。由于官僚只是个人身份，而与家族的关系不大，所以新登高位的官吏所获利益仅仅及于自身，他们在职期间积聚的产业不足以构成威胁王朝统治的大家族。在中国，财势过大的家族常常招致怨恨，也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要被集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

    真不知道哪些事实可以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被集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这些武断的结论不能使我们对中国状况增加任何知识。中国没有形成大家族根本不是由于科举制度使精英的社会地位可以纵向流动，而是由于客观地理条件使得产品的比较利益小且难以实现（后面详论），所以财富积累过程太慢，并且更直接的原因是，弟兄们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使大家庭的财富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若干，旧时代有“好家产抵不住三份分”的俗语，就是反映的这一情况。这才形成“富不过三代”的现象。把中国不容易形成大家族归咎于科举制度实在可笑；把“财势过大的家族常常招致怨恨，也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作为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原因更是不着边际。

    这里，笔者想用一个特殊的事例（故事）来说明王权与大家族的关系。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听说江南有一户人，门的匾额上镌刻“天下第一人家”六个大字，大怒：我朱元璋手提三尺扫平天下，做了大明开国皇帝，尚不敢称“天下第一人家”，你有何德何能，竟敢如此狂妄？遂诏令其家长面朕。当问起何以称“天下第一人家”时，答曰：我家所在州的州长，已经八代都是由我家的人担任。问曰：你家有多少人？答曰：一千多口，尚未分家。朱元璋非常赞赏，佩服这户人确实称得上“天下第一人家”。但马皇后却另有见解，私下对朱元璋说：“陛下以一人起事得天下，他一千多人齐心闹事将如何对付？”这一提醒立即使朱元璋产生警觉，第二次召见家长时面色阴沉，问治理这样大的家族有没有好的方法和原则，答曰：“凡大小事，不听妇人言！”朱元璋听后哈哈大笑，遂赐御梨两只，命回去好生治家。家长回到家时已经半夜时分，但仍然叫醒全家，将御梨捣碎投入两大缸水中，每人都尝尝御梨的滋味，以体会“皇恩浩荡”之意。这一过程被朱元璋所派密探跟踪查明，奏报皇上，皇上由衷赞赏。

    几十年来，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世家大族与王权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而布罗代尔却认为完全是对立的。我们当然无法从“天下第一人家”的故事就得出普遍结论说，中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总是与王权一致，但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世家大族与王权总是对立的结论。历史上孙策孙权弟兄建东吴，司马睿建东晋，都是依靠江南世家大族的鼎立支持。这至少说明，世家大族与王权并不“总是”对立的。按照布罗代尔的思路，中国缺少世家大族是由于王权太强大，那么只要打倒或解散强大的王权，中国就会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但令人不解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宋金辽时期，中国都出现长达几百年的大分裂，没有强大统一的王权，但却也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来。这又该作和解释呢？

    3、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首先来自社会方面

    布罗代尔也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但由于他无法阐明技术“进步”的原因，于是只好归咎与“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他说，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前，许多在技术上显然已经可能的革命遭到了失败。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已认识到蒸汽的力量，但仅仅以此为玩乐。古罗马掌握的工艺技术在中世纪被掩埋了几百年，到12和13世纪才复活。

    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布罗代尔认为，根源在于当时社会的状况。技术进步必须扎根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而这个土壤并不是一切社会所具备的。技术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欧洲并推动欧洲社会走上人类文明的巅峰，是由于技术进步在欧洲找到了良好土壤。这一认识当然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欧洲具有促进技术进步的良好土壤？他说，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发明，多数由工匠作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很小，也容易借到，发动这场惊人变革的不是伦敦的富商巨贾和金融资本，伦敦只是1830年后才着手控制工业。可见，正是市场经济的小工业的生命力以及生产和交换的全部活动，才为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英国何以形成了具有生命力的小工业，何以形成了市场经济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从而为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但是，也不知道作为“历史学家”的布罗代尔认为不需要解答这一问题，还是历史学本身就无力完成这一任务，反正布罗代尔的研究也就到此终结了。

    总之，布罗代尔把完全错误的方向（王权强弱）与唯一正确的思路（市场经济）并列起来介绍给读者，所以他的研究就表现出明显的逻辑混乱；他在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物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在找到正确道路入口时却停止探索。所以，作为“历史理论家”，布罗代尔一点也不值得推崇。

    二、党国印何以推崇布罗代尔

    作为熟悉现代经济学原理的党国印先生，却对布罗代尔那混乱无用的历史理论非常赞服，令人颇为惊奇。笔者认为，党国印先生之所以推崇布罗代尔，是误以为他的理论能够破解中国历史之谜。在中国，人们公认专制王朝比世界历史上其它地区的任何大王朝都要强大和顽固。如果欧洲历史证明强大的王权是压抑资本主义出现的主要力量，那就很容易理解在强大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布罗代尔关于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是很容易被中国人信服和接受的。

    对布罗代尔关于强大王权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机制”，即王权压抑大家族的形成和阻碍技术进步的观点，党国印也是非常赞同的，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状况可以为这一机制提供有力的旁证（当然是反证）。在中国，强大的皇权从根本上压抑了大家族的形成，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能够与皇朝政权抗衡的大家族，这与欧洲一些王公贵族比国王力量还要强大形成强烈的反差。党国印认为，华人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印证了布罗代尔的分析。黄仁宇发现，王权侵害富人的利益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明朝朱元璋热衷“吃大户”，“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钱穆认为，中国过早地形成了平民政治，读书人多出身于农村，实行科举制度后，做官者与农村的渊源很深，并使城市文化乡村化。官员的产生不大依赖于财富，而比较依赖于偶然的才智，所以不仅中国的贵族“富不过三代”，甚至出现“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皆匹夫”的现象。

　　党国印因此还提出了一个颇有探讨价值的问题：富绅、贵族在历史上究竟有什么作用？稳定的等级制究竟在历史上是否起过积极作用？我们过去一味鞭挞富人是否具有某种片面性？

    许多人认为，在历史学家笔下，历史是任其打扮的小姑娘。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历史学为这一观点作了很好的注解。

    为了强调阶级斗争，许多人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专制王朝都是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建立起来的。不依靠世家大族建立的政权大概只有黄巢的大齐、李自成的大顺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但他们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在历史大海中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可以认为，在历史的长时段中，人们可以把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与统治看成是完全一致的，把中央王朝看成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为了自己解释历史的需要，布罗代尔及党国印又把中国的世家大族看成是与统治王朝的利益完全对立的，断言是强大的王朝政权抑制了世家大族的形成。

    有人说过，在历史长河中，任何观点都可以找到不计其数的例证。我们既能够找到世家大族与中央王朝利益一致因而极力维护中央王朝的例证，也能够找到世家大族与中央王朝利益冲突因而致力于推翻中央王朝，或者中央王朝极力打击世家大族的例证。这样各置一端的争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作为历史原理的爱好者，我们该相信谁的分析呢？不管读者相信谁，有一点倒是清楚的，即以这种有争议的结论为基础再去推导新的结论，肯定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按照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应当用大量统计数据来归纳和说明自己的结论（理论、模型）。但是就国家与世家大族的关系来说，我们现在还缺乏必要的统计数据，所以无法建立模型。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也许只能应用“科学归纳法”，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予以推定。我们解剖有限数量的麻雀，研究它的身体结构和各部分的功能，确定各部分对整个有机体的作用，从而得出每只麻雀的身体结构都必然如此的结论。这一方法在科学研究上是很有用的。

    不过，对我们所研究“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来说，世家大族与统治王朝的关系也许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不论是西欧的金融大族，还是中国的封建世家，他们都有积聚财富的愿望，为了这一目的都会极力利用王权的统治措施。区别只在于，他们能不能依靠聚敛的财富发展出新的生产手段和关系。从这一角度看，布罗代尔和党国印单从世家大族形成的“阻力”上探讨中西历史进程的反差，并没有找到探讨问题的正确道路。退一步说，即使强大的王权都“阻碍”了资本主义的成长，西欧各国之间以及西欧与其它地区的国家之间在“阻力”方面的差异真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差异，我们还需要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能够突破制度的阻力而发展起资本主义经济（例如尼德兰突破西班牙政权、法国突破自己的专制政权），而另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却无法突破制度的阻力呢？在我们看来，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发展迟缓的国家，关键不在于“阻力”太大而在于“动力”太小。例如布罗代尔说到英国形成了适宜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壤，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发展“土壤”的出现看成是社会发展的一般情况，而把没有发展出“土壤”作为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那当然可以从研究特殊情况下的阻力入手去进行探讨。但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发展“土壤”的出现是一般情况，那就只好从正面探讨探讨西欧（关键还是荷兰，但人们大都只以英国为例）何以形成了适宜于技术生长的“土壤”。不过平心而论，对形成这一“土壤”原因的考察和分析不是历史学的强项，布罗代尔则干脆放弃了这一努力。这并不是布罗代尔个人的无能，而是——而是——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历史学至今还没有找到科学的方法，又拒绝接受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说到拒绝接受现代经济学的成果，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包括党国印先生，因为他本人就是熟悉现代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学家。但也正因为他是经济学家，所以我们对他推崇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一些根本不入路的经济分析颇感奇怪。再退一步说，即使如布罗代尔所说，强大的中央王朝（统一政权）真是抑制世家大族从而阻碍经济和技术积累的力量，那么我们还需要阐明，中国何以形成了这样一个强大的统一政权呢？

    总之，布罗代尔并没有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党国印把布罗代尔的“原理”应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很不成功。

    三、诺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

    探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一个重要问题是近代西欧何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发明创造活动也是如此，所以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但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

    高额赏金是刺激发明创造的好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对发明创造活动给予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被人类发明出来了。假如没有赏金和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项目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由于古代社会没有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

    不过，西欧一系列技术突破出现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形成，所以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来自生产中精细的分工，分工来自生产规模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中世纪前期的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在地区内和地区间首先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广泛的水陆运输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国际大市场首先在尼德兰兴起，其基本原因就是如此。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生产中的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 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吸引不少人进行研制，于是首先是荷兰，其次是英国，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这样，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既通过生产中精细的分工间接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又因大量销售产品而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没有市场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收益的提高，西欧是不可能出现生产技术突破的。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实际上，西欧兴起决不简单地是一个技术突破问题。按照诺思的说法，西欧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那里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组织，而这一组织的出现，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总之，市场是关键。

    五、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

   根据诺思阐明的原理，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于传统社会状态，应当归咎为商品市场长期难以发展。事实上，中国市场一直没有发展到带动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因而并没有引起精细的分工，制造业还必须进行复杂的手工操作。直接研制和发明那些进行复杂操作的机械装置难度很大，发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加上没有利用市场获利的前景，预期收益显然大大低于预期成本，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从事研制，于是生产技术就陷于停滞状态。

那么，中国市场为何长期难以发展呢？

    不少人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不发展归咎于小农传统观念的影响、儒家保守思想的禁锢以及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小农观念、儒家思想和抑商政策都产生于社会经济生活，用它们来解释市场发展的状况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中国商品市场长期不发展，也应当是人们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中国文明本部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陆路运费又太高，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由陆路运输形成的农产品市场，辐射范围不超过10公里。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所以中国不可能自发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费。除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外，中国古代市场上交易的物品还有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但由于运输费用很高，它们到达最终消费地时都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国家就逐渐垄断了盐铁的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要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基本产品难以致富，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直到毛泽东时代，国家仍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上面已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最后，也许有必要对历史方法论谈一点意见。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就创立了几何学的公理体系，但是直到19世纪，人类才逐步认识到，任何科学都应当建立在公理体系的基础上。一百多年来，自然科学各学科都按照这一理路，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公理体系，但社会科学中却只有经济学重视数理逻辑，逐渐形成了科学的体系和方法，因而取得了显赫的成就，196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了第一项社会科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经济学大力向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进军，布坎南、贝克尔、诺思等人相继获得经济学奖，实际上是表彰了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但历史学本身却对“经济历史学”的创立者诺思不太欣赏，至今还在固守自己的“阵地”，生怕被别人侵入。历史学的悲哀首先在于它具有一些互相冲突的价值目标：为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历史资料（的记载）必须力求真实，但真实的历史资料既会使人“青史留名”，也会使人“遗臭万年”，所以经常受到统治者的干扰，这就无法真正做到客观真实（据说推崇雍正皇帝文治武功的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雍正有修改史料的恶习）。其次，一般历史产品的消费者是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民大众，满足他们猎奇和消遣需要的历史产品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而是编造得引人入胜的历史演义故事，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破坏历史的真实性，于是历史科学显得一团混乱。再次，要发现历史本身的客观原理和规律，使历史真正成为科学，历史研究就必须建立在客观、中立的基础上，所以必须排除价值判断，但历史研究者又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社会，所以总要受到价值观的影响，这就大大增加了“实证研究”的难度。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历史理论力图预测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历史学还提出了为××服务的价值目标，实际上是为统治者服务，所以经常被要求论证现行政策的“科学性”，结果蜕化为“御用历史”，成为政治的奴仆。

    历史学如何走出困境？当然首先是“卸包袱”，抛弃那些互相矛盾冲突因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历史学要有所进步，必须抛弃价值目标，采用实证方法，建立在公理体系的基础上，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描述（叙述）历史，研究历史本身的原理，发现规律，并用这些规律来解释历史现象。

    按照这一思路，历史运行的宏观原理其实十分简单。历史是社会运行的轨迹，而社会不过是追求生存、发展和享受目的的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不同地域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就要么归结为“人种”的不同，要么归结为环境的不同。但是归结为人种的不同，就等于主动放弃了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如果西欧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反差归结为西欧和中国的人种不同，那就堵塞了一切研究渠道），所以不同地域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就只能归结为不同的环境条件。

    在人们所生活的客观环境中，有些条件是自然形成的，如地形、土壤、气候河流等自然地理因素；有些是前人创造的，例如已有的生产工具、社会关系、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等。前人为什么要创造这些器物、组织、制度和文化成果，不过是为了在追求目的的活动中予以利用而已！我们仔细分析这些社会成果的起源，可以发现它们也都是前人在特定条件下选择的结果，归根到底，它们取决于人们无法抗拒的自然地理条件。因此，自然地理条件在解释不同地域的历史进程上具有根本意义，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已经做了奠定基础的工作，大量工作有待于后继者完成。

    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原来一个个孤立形成的文明社会都被陆续纳入了“世界体系”，结果外部社会对一个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历史研究者充分重视外部社会的影响。其实外部“因素”的影响自古以来就存在，不过很少引起历史研究者重视罢了。

    在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中，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精神文化等“要素”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但是问题在于，在不少情况下，人的利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不同的人在活动中往往具有相互冲突的目的，追求不同目的的人在利用现存社会“要素”时，对这些“要素”所起作用的看法就会大不相同，例如宗族组织、儒家思想究竟对社会起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它们是传统文化的精华还是糟粕，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这就不可能以它为基础来解释社会。

    我们把自然地理条件作为产生社会的“原始变量”（社会产生当然不能离开人，但我们既然把人看成是同质的，人的“不同”就不具有解释的力量），把器物、组织、制度、文化等因素作为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生成变量或“中间变量”（经济学称为“内生变量”），而把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从外部掺入并影响社会的变量称为“外生变量”。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外生变量是很重要的自变量。萨斯疫情对中国、911事件对美国、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外生变量。

   在任何社会中，人口增长都是重要的外生变量（它根源于人的生物性，所以对社会来说是一个外生变量，是诺思首先把它作为外生变量的），气候的“波动变化”（注意，只强调气候“波动变化”的部分）也是一类重要的外生变量，它们在解释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运行过程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惜历史学家都习惯于用“社会”因素解释“社会”，结果在科学解释中国历史上成果甚微。

    总之，科学地解释社会历史，都必须阐明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二者都是社会模型中的“自变量”）如何刺激了人们改善生存状况的动机，使他们作出了相应的“选择”。而只归结到内生中间变量的研究却总是引起争议，实际上没能找到社会状况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