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不仅仅是发展的保障，它本身是社会正义的构成要素。当代重要思想家罗尔斯把社会合作、社会效率、社会稳定和社会正义看作相互联系的四个环节，认为社会稳定为社会正义所必需。

 　　中国目前仍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各种矛盾容易集中发生，导致社会的某种紧张。综观已经完成社会转型任务的国家的历史进程，如果在转型时期不能采用好的发展战略和政治策略，很容易使社会矛盾呈现剧烈对抗形式，从而损害民众根本利益，拖延国家现代化进程。有的国家在发展战略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不仅导致国内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还使极端民族主义演化为帝国主义，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高度重视社会稳定，是完全正确的。

 　　理论研究也揭示，社会稳定不仅仅是发展的保障，它本身是社会正义的构成要素。当代重要思想家罗尔斯把社会合作、社会效率、社会稳定和社会正义看作相互联系的四个环节，认为社会稳定为社会正义所必需。他指出，存在于一般社会中的“怀疑和不满腐蚀着礼仪的纽带，猜忌和敌意诱使人们以一种他们本来要避免的方式行动”，由此导致社会出现混乱，社会正义赖以存在的条件受到破坏。他认为，社会的稳定性力量必须为社会正义的确立开辟道路。

　　对罗尔斯的思想需要深刻领会。社会越是发达，公共生活的领域越复杂，公共规则也越重要。如果社会规则不健全，或者在规则需要改变时没有一个稳定的程序，人们就没有了对公共生活的稳定预期，公共生活水平的提升就会非常困难，人的一大块社会福利也随之丧失。如果依靠激烈的方式来实现公共规则的更替，常常会破坏以往规则中的积极内容，有益的新规则也不容易建立起来。在规则缺失的情况下，如罗尔斯所说，人们以一种他们本来要避免的方式行动，就陷入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之中，难以享受到合作的福利。

　　好的公共规则需要人们在合作中形成，这种合作不仅仅是由政府主导下实现，更需要民间的自发合作，需要民间社会形成一种宽容、信赖和平等交易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稳定不是单单由政府方面加强垂直控制就可以实现，更不是搞当年“四人帮”那一套就可以达到目的。社会稳定需要一种机制，需要社会的某种自我调节能力，否则，我们就会为社会稳定牺牲社会活力和经济效率。

二、为什么发生群体性事件？

　　在社会成员组织化程度很低的地方，不出问题则已，出了就难以控制。政府方面在事件中可以保持克制，乃至妥协退让，而群体活动一方则无法妥协退让；政府方面根本找不到愿意并可能约束群众的“领袖”。

　　离开关于社会稳定的抽象议论，我们来看看现实中的一些难题。在群体性事件中，有涉黑团伙的群体性的械斗，也有宗法性的冲突，也有其他集团利益冲突恶化后引起的剧烈争斗。这类冲突的矛头如果不转化到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通常容易化解。

　　麻烦出现于群众和政府公共部门之间的群体性事件。这类群体性事件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一些偶发事件引起的群体性冲突。贵州瓮安的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是偶然发生的。第二种是一些系统性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例如农村征地纠纷、农村集体财务纠纷、商人拖欠工人工资等，都常常引起集体冲突。第三种是政治问题引起的群体性冲突，如极端民族主义借国际事件走上街头闹事等。

　　上面几种情况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有的的确是地方政府某些方面政策有系统性问题，如相关政策的目标虽然很好，但操作难度大，地方政府在贯彻政策时总不免与中央政策有差距。有时候的确是政府工作人员犯了错误，伤害了群众利益，引起群众不满。还有的情形是政府公共部门方面没有错误或错误很小，一些群众在唆使下参与群众性抗争。

　　上面分析还不足以解释一些规模比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全部原因。一些偶发事件本来可以在较小范围里处理；即使是一些系统性原因导致的事件，直接利益相关人在一个地方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在政治方面，真正极端的民族主义或浪漫主义者也是少数。那么，为什么一些本来可以在小范围里用法制办法解决的问题，最终酿成规模比较大的群体性事件？解释这一点还需要深入分析。

　　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般规律来看，有下面这样一些逻辑关系要注意。

　　首先，体制、政策或政策操作方面的系统性问题，如果使较多的人的利益曾经受到损害，或未来可能受到损害，可能使这部分人参与与自己利益潜在相关的群体性活动。例如在美国，黑人的权利在民权运动之前曾因为某些州的法律而受到系统性的受害，民权运动之后，侵害黑人利益的“潜规则”还在起作用，所以，在美国一些州的黑人还是容易卷入群体性事件。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系统性问题是土地征用和承包地权利维护。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在这方面做过多次政策调整，问题仍然不少。看起来是地方执行政策不力，其实是政策落实的成本过大；也就是说，政策设计本身的科学性有问题。

　　其次，群体性活动本身具有的“广场效应”容易放大危机。在群体性事件中，一般参与者常常低估自己行为的风险；有这种认识并卷入事件的人越多，客观上就越是降低参与者的风险预期，于是就越吸引人们去围观事件的发展。如果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可以用“打酱油”的理由来为自己卷入事件辩护，群体性事件就越发容易演化为大规模的混乱场面。

　　第三，我对集团行动的研究发现，组织程度低的集团往往容易产生激进“领袖”；组织程度越低，组织的妥协机制也越弱。这种情形说明，在社会成员组织化程度很低的地方，不出问题则已，出了就难以控制。政府方面在事件中可以保持克制，乃至妥协退让，而群体活动一方则无法妥协退让；政府方面根本找不到愿意并可能约束群众的“领袖”。当哪一位“领袖”愿意放弃自己的激进立场、采取妥协行为的时候，他的“领袖”地位就被其他人替代了。集团行动的规模越大，这种情形就越容易发生。

三、建立科学的“稳定观”

　　成熟的民主政治有确保社会稳定的多重功能，因此，要坚定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民主政治的发展如果过于冒进也会危及社会稳定，但这个问题目前还基本谈不上。

　　提出上面这些分析，并不是说群体性事件完全不可避免。事实上，在当代世界各国，有的国家群体性事件就要少些，即使有也至少不会危及国家的基本秩序；有的国家群体性事件就多些，甚至演变为内战；还有的国家依靠恐怖统治维持秩序，尽管换来了“稳定”，但牺牲了社会效率，豢养了一小撮利益垄断寡头，使百姓失去基本自由。这是不可效仿的。我以为，通过发展和改革逐步建立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建立社会稳定机制的中长期任务看，今后应做好下面一些工作。

　　第一，加快我国中产阶级的成长速度，使富裕起来的人民群众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在国家GDP增长的同时，职工的工资和就业人数应按一定的比例相应增长。群众的富裕要靠工作来获得；转移支付不可能培育出中产阶级。要让各级政府官员懂得，在未来一个时期，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扩大就业，把失业率控制在合理范围里。广大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收入水平低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处于实际就业不足状态，因此要通过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加快农村人口转移步伐，使留在农村的农民得以扩大经营规模，依靠生产走上富裕道路。

　　第二，要重点解决一些容易引发群众普遍抱怨的问题，消除产生社会不稳定的系统性原因。对于容易引起集体纠纷的诸如农村土地制度、国家土地征用制度以及城市物业管理等，应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加以调整。

　　第三，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应兼顾效率和公平，多方面采取措施防止收入差异过分扩大。特别要通过调整劳资关系，认真解决职工超标准时间劳动的问题，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平等和就业机会的增长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基础性的工作，其效果远大于转移支付。劳动合同法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退让，不能给雇主找台阶下。一些正在实行的社会保障措施已经有好的效果，应继续完善。

　　第四，要稳妥有序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坚决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政府权威。成熟的民主政治有确保社会稳定的多重功能，因此，要坚定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民主政治的发展如果过于冒进也会危及社会稳定，但这个问题目前在我国还基本谈不上。一些农村地区在村民自治选举中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其原因并不是选举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选举工作做得不够扎实，以及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政法系统要加强自身建设，真正发挥维护社会正义的作用，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对犯罪组织形成威慑力。从已经披露的资料看，贵州瓮安之所以发生严重的群体性事件，重要原因是公安部门以往对于打击犯罪过于疲软，政府没有在群众中树立起良好形象。

　　第五，要提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以防止组织程度低的社会群体形成过激行为发生的社会基础。要积极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形成建设性的社会力量，使之纳入社会发展的主流渠道。在发挥各种行业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工会组织的专业功能的同时，应给其领袖人物一定的政治活动空间，使他们与政府之间在国家法制框架下形成稳定的对话渠道。要大力发展各类体育娱乐事业，形成覆盖范围广、组织程度高的网络体系。

　　第六，要发育开放、开明和宽容的意识形态，逐步消除社会性话语体系中包含的仇视、怨恨和偏狭因素。要检讨学生教材中所包含的极端斗争和仇视观念，提倡社会和谐和国际合作理念，鼓励国民在国际事务中的包容精神，反对极端民族主义。

　　第七，要建立和完善公共信息披露的法制化通道，增强公共事务的透明度，提高信息沟通效率。对于信息披露中的渎职行为要依法处罚。要积极发挥媒体在信息披露中的作用，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报道权利。

【现场提问1：】党老师您好，您今天没有提到政府机构改革，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中国现在有12层政府，农村、镇、县、市、省等加起来，农村就有两个政权，村民委员会还有党支部，政府机构的设置完全是按照战争时期到抗日，再到解放战争时期，是按照战争思维建立的政府。机构改革我个人认为是必然要改的，农村不必要设置党支部，因为没有必要，农村就是小小的地方，何必要设置两个政权、两个政府呢？妨碍了农民的积极性。

【党国英：】说实在话，我真的赞成党政合一，但是不一定眼下立刻搞。事实上中央在02年出台过一个文件，讲过四个提倡，主张村委会和党支部合一，这个工作目前来看全国大约60%左右吧，我认为做的还是比较有成效的。说到政府的改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提到，更为重要的从中央到地方要不要设很多层级，现在村实际上也是一个公共权威，村、乡、县、市、省、中央，有六个了，我认为扩大市一级的自治程度比较重要吧。我简短回答一下。

【现场提问2：】党老师您好，您以前在不少的文章里提到农村的改革设想，比如说农民土地所有权、财产所有权，还有比如说农民进城等。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改革并没有得到推行，您也提到了可能会触及到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难以推行，利益集团可能不可能分裂，其中的一股力量比农民更为先进，带动维护自己和农民的利益，推动改革？

【党国英：】对问题我听的不是很清楚，我按照我的理解来扼要谈谈吧。

我是赞成土地的多元化所有制，可以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也可以是农民个人所有，比如说耕地、比如说宅基地等。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议，就是一些人学问做的太…，不好形容，其实私有这个东西，在现代社会意义不太重要了，现在公共活动太多，私有产权受到的约束非常大，英国的法律规定可以到私人的领地去休息，到人家的树林里休息，但是不能打猎。我到英国访问一个农场主，私有产权根本不是原来黄世仁那个样子，不要害怕。台湾、日本曾经很害怕私有，采取了一些左的措施，搞的日本农业是失败的，我不主张中国的农业学习日本。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改呢？我的判断是这样的，现在高层没有感觉到迫切性，现在挺好，粮食产量也在增加，征地的利益分配有问题，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给出的标准就是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贯彻市场化的原则，这个问题为什么推进不明显呢？从全国来看改革的迫切性好像还不是太大，只有发达的地方才感觉到迫切，比如说广东。这个事情我们要等待。

【现场提问3：】党老师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人特别喜欢加班，农民工八小时工作制，要加班到12小时，获取工资，还有白领的过劳死。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加班？在税制上，在分配体制上，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党国英：】首先你说到喜欢加班，我有一点怀疑，足球现在把国人气的够呛，足球怎么能上去，足球一定要是全国人民都玩的才能玩上去。全国人民都加班，足球怎么能踢好？不是中国人想加班，马克思把这个问题已经说清楚了，工资低但是为了多赚钱，要拼命劳动，一拼命劳动，好了，资方更可能觉得我应把工资单价再降低，别人找不到工作，因为你工作效率提高了；外围的人更愿意接受低工资进入，他一接受低工资，又给在岗的人增加了压力。要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这个恶性循环打破，不是中国人爱加班，而是我们现在陷入了马克思所讲过的一个状态。

【现场提问4：】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宏观经济领域的，这么多年来自从成立了一个国家国资委之后，一直在积极倡导在每一个行业里保留前三名，后面的进行一个合并处理，暗示央企不停的做大企业。国资在中国经济成分里占有一个不低的比例，今年、去年、前年以来国家不停的提高准备金率，使得大量的依靠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备受打击，近一段时间更是提高到17.5%的程度，两个不同领域的处理手法，到底想把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改革引向什么样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三年前中国的股市从2200点调低到998点的历史低位，这一轮调整幅度从六千多点到二千多点，为什么政府没有相应的对策，周围的一些政府都是做出了一些对策，您是怎样分析政府在这一轮调整中没有做出像三年前比较明显的一系列措施呢？

【党国英：】现在宏观调控的确有两难。利率要提高，又担心更多的游资进入，游资进入是不是必然就炒房，这当然也未必。有一些国际游资的确毁坏了很多国家的经济，这个担心也是有道理的。私营企业似乎比国营企业的困难更大，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虽然我在这里讲劳资关系，但是我也主张对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应该更大，这方面现任有政策缺陷。

股市我不是太内行，国人好赌，倒不是说中国的人性和西方人不同，其实西方人也一样。我们的好赌跟我们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成天有一点惶惶然，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吧。目前的证券市场给理性的人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因为大家好赌啊。其实现在好赌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开户数量在明显的增加，散户抄底的人已经在进入了，我是一个外行了，我不知道说的合适不合适。

【主持人：】前两天我在上海出差，跟一些朋友探讨，讲到民营企业贷款的问题、融资的问题，这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一点，比如说现在浙江，民营企业的融资主要是通过地下空间的金融，在这样一个融资困难的情况下，国家对这一块的民间金融是不是给合法或者是扩大的措施。还有就是减轻民营经济的一个好方式，就是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在关注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民营经济比较困难，同时财政收入增长又这么快，是不是要给予减税的措施，这些方面都是可以进行探讨的。

【现场提问5：】党老师在演讲里说到我们的改革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一个过渡，如果解决了三个关系，劳资关系、中央地方、国家社会的关系，就能够实现稳定的过渡。请问党老师，改革最终目标是不是实现民主制度，或者是宪政社会？如果最终目标是这样的话，请党老师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在时间上会是怎样？

【党国英：】十七大报告不是讲了嘛，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这是我们党确定的改革目标，这肯定是不含糊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提过实行普选制，对外国人的讲话，当时讲的是五十年，他认为眼下不行，也许过了五十年怎么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三四十年，或者是六七十年，总之他在世的时候讲的意思比较长，但是也不是一句空话，他的意思就是他这一代不行，留给下一代或者是下下一代，意思是需要比较长的过渡。

如果我们道路选择合适，管理有时候不是一个科学，而是一个艺术，因为有些东西太不确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是偶然性因素，我们现在不好预测。现在在伊斯兰世界，土耳其相对最好，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领导人真正有运筹帷幄、高瞻远瞩，超过一般人水平的能力，也许邓小平讲的时间差不多，如果再快一点我觉得比较麻烦，中产阶级的成长等等这些因素是需要时间的，很多学者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不注意时间，比如说关于计划生育，有的人说计划生育政策不对，老龄化社会，就业这个事情是制度变化的函数，如果不能就业就是制度的问题，要改制度，大家就生孩子吧。我批评他们，是，从道理上讲有好的制度不存在失业问题，存在失业也是摩擦性失业，但是他忽视了一个问题，改制度需要时间，时间还没有到人已经生了出来，生的孩子是快变量，改制度是慢变量，如果孩子生了一大堆，制度还没有改，危机就来了，有的学者就老是不注意快变量和慢变量，这个需要认真把握。再说一次，变量有快有慢。

【现场提问6：】现在提出的思维，或者是解决的办法，都是放在现有的某些当政的领导人，或者当政阶层的角度来说。但是这里有一个矛盾，如果我们把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放在目前当政的，或者是现有利益集团那里，他们会通过改革来改掉自己的既得利益吗？这就是很大的困境。这段时间我自己也在思考，我在这里说出来，希望给到党老师这样的专业研究学者抛砖引玉吧。讲了思路和逻辑，接下来就是道路的具体问题，民间也好，或者是国家也好，要放在什么样的方向上呢，有序的发展民间力量。最终实现宪政的国家，在实行之前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个基础就是政府政权的力量都是相对没有绝对优势的，没有一种力量是绝对大的情况出现。现在中国的情况，有一种独大的力量存在，用吴思先生的话说，有一个独大力量存在的话，他就是说话算数的人，就是暴力拥有者。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就可能是缘木求鱼，做不到了，只有各个方面的力量强大起来，足以制约独大的力量，那时的改革就是顺理成章的，领导人来做最终的决策，支持力量就可能不一样了。我们要有序的发展，不是通过暴动的方式，就是党老师所说的有渐进的过程，有序的发展民间力量，通过各种力量的发展，最后形成可以相互制约、平衡的力量，达到最后实现宪政的目标。

不知道党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现场提问7：】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关于利益集团的问题，我不好用量来讨论它，我们还是不容易一锤定音形成一个确定性的看法。我在若干年，甚至十年里我一直鼓吹一个观点，组织程度高的社会是稳定的社会，一个社会越是组织程度低就越麻烦，不出事则已，出了事则不可控制。我是完全建立在学理性分析的基础上，乌合之众的领袖和老百姓的关系跟有组织团队的领袖和老百姓的关系不一样，乌合之众产生的领袖更容易激进，当政府面对乌合之众的时候紧张、对立很难消除，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赞成民间社会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像这位先生讲的，使民间社会强大，如果我们讲的意思是一样的话，观点也一样。

另外我们在过渡时期，恐怕有一个更强大的权威我认为是必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在多元化的背景下，政府的强大有可能保持中立，我们注意到现在拉丁美洲、非洲这些国家，有一部民主宪法，但是没有民主、自由之实，他们实际上不民主、不自由，为什么呢？社会生活没有多元化，经济结构单一，政府其实就是一些比较单一的资源性集团的控制者，这样的社会谈不上民主。现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实行多元化之后，我们注意到政府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往往有可能保持中立，特别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因为技术进步比较快，一些新兴的利益集团其实和过去的关系不深，我们传统产业可能是跟官方背景的关系比较深，但是新兴产业并不明显。

如果我们改革太慢的话，肯定有利益集团的问题，但是好像还不足以成为我们改革最终不能推进的根本性原因，就是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因为有利益集团我们就缘木求鱼，就是说没有出路，我认为是有出路的，因为是有历史的证明。

【主持人：】事实上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民间的力量是必然会有自己的成长空间和动力，看一看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就可以发现，那么多的志愿者，甚至那么多80后的青年志愿者都参与到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这也是中国民间志愿团体生长和发展的空间以及平台。我和灾区回来的一些志愿者组织者交流，他们给我提供了两个信息，无论是国务院还是民政部出的明确文都是欢迎民间志愿者参与到灾后重建中去，参与到对国家救灾款和捐赠物资的使用监督中去，我想这就是它自然成长的空间，也是国家对自然成长的确认，所以媒体在报道中也可以看到一个关键词，提出今年是中国志愿者的元年，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论坛就到这里结束。

下一周我们继续。

（完）

主  题：三十年改革的逻辑

主讲人：党国英（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何雪峰

主  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  办：南方都市报

内容简介：

中国改革是难度很大和充满风险的事业。在国家转型时期，改革的渐进方针是必然的，但渐进不是停滞，渐进也需要切实地推进。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取得了什么成绩？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根本路径是什么？这些正是本次演讲试图解答的问题。

嘉宾简介：

党国英，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国家建设部专家组成员；国家商务部专家组成员等。发表过“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等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评论。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中国农村改革》、《经济学理性》、《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等。另参与过多种学术著作的撰写，完成多项学术研究报告。

【主持人：】各位公众论坛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周六上午好！很高兴跟大家相聚在这里，今天我们请来了著名的学者党国英老师。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南方都市报也会请一系列的专家就此开讲，从各个方面分析和阐述三十年来的改革，以及今后我们要走的路。

改革开放到今天为止已经三十年了，中国要转型的方向，大家都知道，从古老的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传统社会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要转型的现代社会的逻辑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近几年来有非常多的争论，尤其是近年来，有一个大家都俗称的关于改革的三次大争论。我觉得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我们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在去年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都对此作出了决策，改革还是要继续下去。如果我们要改革的话，那么改革的路，或者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这就是我们今天党国英老师将为我们详细带来的，就是我们的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改革的策略是什么，我们的改革要走什么样的路。

下面的时间交给党国英老师，掌声欢迎。

【党国英：】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他讲的这几句话正是我想讲的意思，同时向在座的诸位表示敬意。为什么呢？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话题，现在进入所谓的读图时代、快餐时代，很多人喜欢听故事，我所讲的内容不是故事，如果有些同志到我的专栏或者博客看过的话，会发现我所讲的往往是枯燥的东西，大家知道这一点还能够来这里，我的确是应该向大家表示敬意。

关于中国改革，人们往往感觉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思考习惯，就是力图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许有受过一定训练的经济学者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要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其实我想经济学之外的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可能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把复杂的东西要简单化。这样做，的确有挑战性，因为可能容易搞错；抽象得好不好、对不对，这完全跟个人的素质有关系。

我今天在这里提出三十年改革的逻辑，试图把改革的问题简单化，或者给出一个模型，就是属于理论逻辑演绎的模型，不是数量模型。我不敢有把握我讲的一定对，所以也是提出来跟大家讨论。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改革无非是要去掉一些旧的东西，建立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往往把社会的进展分成若干个阶段；仔细读历史的同志知道，以前所讲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的阶段划分可能不一定对。我干脆在这里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一个是传统社会，一个是现代社会。改革的任务，就是实现这样两个社会的过渡。这个过渡的确有一些逻辑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把握。

我想从这样几个方面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时间的确有一点紧张。一、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二、改革究竟获得了什么进步？三、自由、民主和公平是改革的基本方向。四、渐进改革的逻辑。我不赞成所谓革命，不赞成搞一次性的宪政改革，赞成渐进改革。这里有改革的逻辑存在。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能够交代清楚。

一、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首先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问题也可以简单化。我们要理解这样两个基本的容易忽视的概念，一个是风险，一个是暴力。今天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来很具体的阐述这两点，在适合的媒体上或者是在我的博客上我会进行详细的讨论，在这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风险和暴力，这的确是影响社会进步的一个很基础的东西，我们在以往的历史分析中往往忽视了它。我的看法，当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人类的行为它是多种多样的，基础性的考虑，就是我们要规避风险。当然我们人最大的风险就是死亡的风险，如果排除了死亡风险，还有生存的风险，比如说我们的利益会不会被别人侵占，这是一个风险的考虑。在风险考虑中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进步和生活方式的调整来降低风险，比如说家里的煤气如何防止泄露，可能你有一些办法。但是在公共领域，我们要规避风险就需要合作，问题就出在公共领域通过合作来规避风险，这需要规则。我们改革的任务其实就是调整规则，全部的麻烦就在这个地方。

关于暴力的概念，经济学也有所忽视，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强调过去经济学忽视了对暴力的研究，现在国内有一些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谈暴力，不过我看给我们留下讨论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简单说，经济学对暴力的研究还是不成熟的。

在后面的讨论中，我将不断的使用风险和暴力这两个词，这是我将使用的两个基础性的概念。

我们有了这样两个概念之后，就容易给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下定义了。过去有人说传统社会就是自给自足的社会，这个说法大体上也可以，但是它一定不是完全的自给自足，总是有剩余，只要有剩余就不完全是自给自足，大体上是自给自足，这个话没有错。还有一些学者说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积累的社会，生活的全部要消费。这个说法也大体上没有错。

关于传统社会，我现在下的定义，是一个集团在战争中获得暴力资源，从而攫取公共权力。我估计大家可能在过去读书时没有看到人给传统社会这样下定义，我自己是没有看到过别人这样讲。

什么是现代社会呢？现代社会是一个集团在民主程序中获得公共权力，从而掌控暴力资源。按照传统社会的逻辑，政府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军事集团的行为，我前两天看了央视的一个节目，它讲战国时期的秦国怎样灭其他的国家，后来发掘的很多历史资料表明，秦国是一个高度严厉的军事化组织，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说了。秦国这个社会如果搞计划经济的话，计划经济严厉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49年之后国家搞的计划经济，控制到什么程度呢？牛耕地使用之后的肥瘦程度，比如说原来比较肥，后来比较瘦了，到了瘦的过份的时候，要对使用牛的人进行惩罚，管理到这么细，就是为前线六十万大军服务。

我给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下的定义，我要再重申一遍，传统社会因为某种原因形成强势集团，掌握了军事力量，同时也掌握了公共权力，这是传统社会的特点。现代社会是一个集团也因为某种原因，通过民主政治程序，得到大家的选票，成为被大家认同的公共权威，然后它掌控了军事力量。这是两个重要的区别。我们的改革就是要从前一个情况过渡到后一种情况，这个过渡说起来容易，可能做起来非常困难，依靠军事力量一旦掌握了一定的公共权力，它形成了一套军事化的规则。我们要通过改革，用另外一套规则，你可以想像困难会有多大，所以这个改革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它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我给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下的定义。

有了这样的一个定义，我们要进一步延伸我们的思想。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要注意。首先你不要有浪漫主义，如果大家注意我的博客的话，我爱批评浪漫主义。不要提到传统社会就认为一定是很坏的东西；提到现代社会，你就认为是好东西，因为有民主等等，这个说法是有一点浪漫的。但是也不能虚无主义，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无所谓好坏，传统社会也行，现代社会也行，那我们就不要改革了，不是这样的。

我们先说浪漫主义为什么不对，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承认传统社会之所以存在，总有一定的道理。人类社会三百万年的历史，真正进入现代社会才几百年时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现在还是过渡时期。它存在这么长的时间你说它没有道理吗？它是有道理的。

关于这个道理，我的认识是：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经济为主的社会，人形成一个一个小的社区，这个小社区的人口向往流动的几率非常小，美国人平均一生要搬家八次，可见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很大。但是传统社会人的流动性很小，在社区内部就可以解决基本的公共服务问题。这个社区本身又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在认同公共权威的时候要不要通过民主的办法呢？不要。我们知道民主是有成本的，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谁好谁坏、谁有能力来主持公共事务，人们心里是清楚的。而且传统社会公共事务的主持人，我说的是社区，主持人是志愿者。过去我们的课本里讲的农村是地主是如何如何，地主就是黄世仁，被迫害的就是杨白劳。这类事情不能排除，但基础不是这样。一个社区的公共事务谁来主持是有一定的规则，也可能进行合作。传统社会有强烈的依附性，但不一定总有暴力外观。这个社区的公共事务的主持人一般不需要暴力。但是社区联盟会需要暴力资源，因为维持社区安定，每一个社区组织一支军队那是不现实的，社区联盟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当然这个国家不是现代国家。国家要养军队，军队给每一个社区提供一种保护。军队的军事领袖就是公共权威的掌控者，社区联盟所形成的公共权威主要提供一种公共品，那就是安全，其他的公共品由社区自己来解决。提供安全的军事集团把整个社区联盟的事务给控制起来了。一个社区不需要选举，社区联盟要不要选举呢？不需要，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社区联盟的主要公共品是安全，提供者是军事集团，军事集团你要搞选举的话，那就坏了，军队要搞民主，可以想像这个军队是什么样子。

昨天我跟鄢烈山先生在一起，他说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人试过让军队的将士关系不固定，减弱垂直控制，结果让军队夸掉了。所以军队不能搞民主。而社区联盟的主要公共品又是安全，由军队提供，民主的意义就不重要了，甚至可以说民主在这里是有害的。

熟人社会不需要民主，民主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政治家的职业化以及政治家之间的竞争。社区不需要，国家这个层次里也不需要。所以，不要以为传统社会的人傻，连民主都不要。民主主要不是素质的问题，而是需求的问题。我们不要浪漫主义，同情传统社会的人多么可怜；我们现在有民主、你们那会儿没有，和可怜。其实他们不需要。

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呢？因为现代社会的社区已经不是一个熟人社会了，特别是在城市里。农村里的熟人社会也在瓦解，大家都知道，村一级的社区现在走向缓慢的衰落，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一个熟人社区的联盟了，我们就是处于高度流动当中的社会。我们的公共品，熟人社会已经不能提供了，一个社区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公共品，我们居住在城市里，你所住的那个城市社区能够给你提供多少公共品呢？我们的公共品需要国家提供，国家提供的公共品职能不光是安全了，军队现在已经不是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了。如果军队不适合民主原则的话，那么好，我们现在承担其他那么多公共品的政府，它应该使用民主的原则。

为什么过去的社区不需要民主原则，而现在国家层次需要呢？这是因为社区是一个熟人社会，而政府掌控下的全国公共品的提供系统不是熟人社会，美国人无法判定克林顿的道德水准如何，我们现在也无法判定现在国家一定层次的领导人道德水准如何，甚至我们不需要去判定，如果你要判定的话这个社会出了毛病，比如说对克林顿的揭露是另外一些党派的人。

熟人社会的规则既然没有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些规则，也就需要民主，我们需要简化对公共权威领导人的监督方式，怎么简化呢？就是老百姓不去监督，我们以为一个好的社会是老百姓人人监督，我有一次发表文章说不要人人议政，结果很多人批评我，其实我是一个理性的分析。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这样做，那这个社会就出现问题了，我们要发挥专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在他们之间形成一个相互监督的机制，这是重要的民主规则。

我的意思是说，对传统社会，我们不要浪漫主义，想像它是多么的坏，它有它的道理。关于现代社会，我们也不要以为现代人们聪明了，而要看到我们需要那样的规则。现在我们改革的核心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公共品供应结构和方式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的规则是不是也要改变呢？是要变，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的道理。

刚才我说了，我们也不要犯历史虚无主义的毛病，传统社会有它的道理、现代社会也有它的道理，无所谓好与坏。就像西方社会说西藏，认为中国人把西藏传统文明给破坏了，如何如何，我的确不赞成美国一些人这样的说法。当没有选择的时候，传统社会的人未必不幸福；当有选择的时候，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他们会选择什么呢？会选择现代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我最近有一个批评，有一些学者，特别是文化学者，坐在书斋里，可能没有在农村里生活过，说现在要搞绿色社会，好的，那么我们比如说回到农耕文明当中去，他不知道那个农耕文明虽然是山清水秀，但人与人之间是依附关系，束缚人的自由。

同志们生活在现代社区，你会依附于村委会主任吗？你会依附于社区居委会主任吗？不会的，我敢打包票99.9%的在座同志不知道你的居委会主任名字是什么。如果自给自足，退到农耕文明时代，我们要忍受的代价就是依附的关系，或者奴隶别人，哪怕不使用直接的暴力。不要虚无主义，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们一定是选择现代社会，这是有必然性的。

在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的民族快、有的民族慢，有的民族过渡比较稳当，有的国家付出的代价比较大，比如说德国、日本，代价比较大；英国付出的代价比较小，美国付出的代价基本上没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南北战争。中国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从鸦片战争算起，或者说的再早一点，明朝中叶，当然这个还可以再探讨了，不管什么时候算起，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以至于我们说我们现在还处于过渡时期。为什么是这样呢？如果我们把人类历史放大三百万年，向前三百万、向后三百万，这个300年的差别不大，我们不过是比西方晚过渡一二百年。但是对于当今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就觉得这个不可忽视了，因为跟我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系，我们希望过渡的快一些，我们希望不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求美国大使馆的签证。

这个问题在当前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可以去思考它，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我现在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做出回答。

下面我说文明基因，所谓“文明基因”只不过是容易促成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因素。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相比，哪一个社会包含了比较多的有利于过渡的因素呢？我认为是西欧社会。北欧海盗向南侵略，然后给整个欧洲社会散布了海军化的社会结构。有些人说我们中国的海军也非常发达，但是你忽视了一点，中国的海军技术和西方的海军技术有一点不同，历史资料表明，我们打韩国、日本的时候，风一吹就把我们的船吹翻了，因为我们的船底是平的，而西方社会的船底是尖的，加上欧洲的海岸线比较曲折，波罗的海是良好的训练海军的很好场所。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还有人讲北欧长了一种树木非常适合造船，这个我就不具体说了。

海军的结构如果复制到陆地，陆地社会和中国传统陆地社会不一样，海军最高首长，尤其是过去没有发达通讯技术时，海军对其他船的指挥是靠旗语，每一艘船有很大的独立性。当侵占一个地方之后，大体上按照海军的组织编队来瓜分土地，很容易形成了一个船队分一块土地；船队的船长会有一个官阶，其他的船员可能说是当地有公民身份的自耕农，当地被征服者的就是农奴。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呢？它是一个专制程度较低的社会结构，或者说是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其实有没有呢？我们老说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开始之后就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很多史学家都这样讲。我们封建社会在秦始皇之前有短暂的存在，之后我们进入集权社会，或者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欧洲封建社会存在了很长时间，这种弱王权，也就是舰队的最高指挥官对各个船只的控制力比较弱，这种封建社会其实造就了一个比较弱的最高权力，显然是有助于后续的过渡。我的意思是说最高领导人本身的权力就不强大，我们看过很多历史资料，包括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说英国过往在过节庆日的时候，穷到什么地步呢？家里请客用的盘子不够了，或者是好一点的盘子不够用，要向其他的贵族借。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简单说西方很长时期是一个弱王权的社会。

还有就是犹太商业民族，商业民族天然要拒绝商业风险，要稳定、要讲规则。商业民族或者是商业阶层最喜欢什么呢？稳定规则，这不是专制提供的，而是民主制度提供的。

第三个就是基督教了。基督教这个事说起来比较麻烦和复杂，人们对它的看法可以有很大不同。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西方人的宗教在很长时期内是世俗化的，跟我们的佛教不一样。世俗化就形成了跟国王的分权。其次基督教保护了一些历史文明，基督教当中的一些神职人员是学者。再次，基督教是跟穷人联系在一起的，不要认为基督教一直是富人的，不是的，基督教一开始是跟穷人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的佛教呢，穷人挣了一点钱全部交到庙里去，好像看不出多少对穷人的帮助。我说上香治病，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庙在山里头，你为了上香，每周跑上几次，身体就锻炼好了。

这样三个基因我们的社会具备不具备呢？我们这个社会不太具备。中国的历史文明有没有？当然是有的，像孔子等，我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太大了，从古代到现代多少人读他的书呢？作为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如果从其他的功能来做评价，我想不用我说了，很多人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比如说上海的朱学勤、我们院里的李学勤等。我们也产生过商业阶层，但它们的经营方式有很大不同。

简单说西欧社会有一些积极因素，容易使西欧社会进入“斯密的经济世界”，简单逻辑就是交换、分工和效率之间形成很好的互动。

那么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呢？西欧的三个文明基因我们中国没有，或者是不明显，中国是一个集权化的社会，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中国是一个集权化的社会。我经常说研究问题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秦始皇之后有些人做过一些统计，结果两个数据不一样，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长还是分裂的时间长，据我了解是统一的时间比较长，当然对统一的国家也要有一个定义，据说周恩来在世的时候曾经回答过一个外国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是一个集权化的社会，有一定的偶然性，来自于地理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的陆地国家海岸线曲折程度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海岸线要整齐的多。不是说我们的海岸线要整齐的多就不能有强大的海军，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古代地理因素的影响很大。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改革。我们讨论了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二，改革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现在我要谈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改革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现在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增加了，可以说这是一个改革的成绩，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总结我们改革的成绩，我把标志我定义的传统社会向我所定义的现代社会过渡的这样一些事件作为改革的成就。如果不这样看的话，我对改革的成绩就说不完了。

最根本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典型的军事社会了。但这个逻辑有没有完全清除呢？没有，军事社会的某种逻辑还存在。现在有学者提出合法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细说了，其实有时候我们获得主流的回答是军事逻辑，有一些人偏要认真；有一些事不要认真。如果你是做学理性的研究，更多我们要从策略方面考虑。当然你要做学理性研究的话，一是一、二是二，要进行分析。

首先当然是中国经济的成长，现在农业GDP占总GDP的12%，大体上我们的产出当中，吃饭的问题占我们国民新增财富的12%，这个进步太厉害了，标志着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了。我们的恩格尔系数，现在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是35%，农村是43%，也标志着我们的吃饭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了。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农民现在吃饭虽然总支出是43%，但是大量的食品是买过来的，农民自己给自己提供吃的价值是占到10%，总支出食品当中的10%是自己解决，所以商品化率是非常高的。现在中国的农业进步，专业化程度提高，作为农业研究者都是感到非常惊讶的，专业化程度非常高。过去我们以为小农搞不了农业现代化，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了。这是我们第一个成就。这个成就维持一个军事化的组织控制系统根本没有可能性，我们的经济活动在国家计委控制力最强的时候，大概控制几十个商品，加上各个部委的控制，几百个商品，这是计划经济登峰造极的时候。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这是一个成绩。

第二个成绩是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权力中心下移，这也是跟军事化社会反方向变化的，我在这里引述十七大报告，我引的这段话本身就标志着社会结构权力在下移，讲以人为本、讲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我们有很多的制度标志着权力中心的下移，特别是所谓分税制，杨小凯在世的时候曾经拿分税制做文章，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单从税制看我们是联邦制，过去历史上我们没有，他叫做“财政联邦主义”。

十七大报告的原文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个成绩是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横向联系加强。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与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更新有关。我们现在讲有一些产业比国家垄断了，有没有利益集团？当然是有，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利益集团，而这些新兴的利益集团并没有过去官方的背景。新兴的利益集团出现跟新技术革命有关系。

大学生毕业之后已经不包分配了，原来最严格的土地制度在我们国家执行，结果执行的很不怎么样。广东出台的一些政策和高层有不一致的地方。还有金融方面，现在股市跌的一塌糊涂，大家讲救市，印花税已经下调了，新华社的文章也发了，还怎么弄呢？挖空心思就是救不了市，我想说的就是控制力在减弱，当然未必这就是好事，好与坏我们先不说，单从三大要素看的话，我们的确社会的横向联系在加强，垂直的控制纽带在减弱。这不是指军队本身，军队本身我不了解，我是说的社会的军事化程度在减弱。

第四个方面是政府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新一代的领导人，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上台之后，就开始调整经济工作思路，这是孙冶方的影响，当然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然后又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董辅仁先生就提出了一个看法，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一回事，是市场经济下使用某种计划手段，我认为董辅仁先生说的是对的。92年之后我们讲市场经济了，到现在又讲科学发展观，要注意每一个中心口号下政府的行为的确是不一样的，在北京做学者的话容易有体会，现在政府部门更多是找学者讨论问题，因为有一些事心里没有谱，当然找学者未必也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秦晖经常说一句话，他把过去的经济叫命令经济，不是计划经济。我记得一些左派的同志，老讲说我们改革开放之前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前三十年的成绩很大。我说那当然，前三十年成绩是也不小，但是之所以有成绩，我还是要讲这样一句话，不是因为你搞了计划经济，而是因为你计划经济没有到位。我们极端的计划经济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被人称为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果是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他的历史时期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极端计划经济。前三十年之所以有成绩，是因为没有真正搞计划经济，谁试图真正搞，那一定是大大的灾难。我曾经在南方周末发表过关于公共食堂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找来看一下。

后三十年我们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因为改革，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是因为改革的不够。是不是过去三十年改革，本来还可以再快一些，这个不好说。中外历史比较，我们的改革已经不慢了。只是可能当事人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太够。

第五点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们的意识形态变化太大了，说起意识形态，当然经济学的习惯又要下定义，把它看成是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由此决定的关于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判断。什么叫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一些是非判断。现在人们经常讲价值观，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等等，这是主流的话了。价值观容易神秘化，过去老百姓不使用这个词，不要神秘化，价值观就是一个是非判断。

如果说是是非判断的话，我们知道人的生活是分层次的，每一个生活层次上都有是非判断，所以说价值观本身也是分层次的，很多做价值观研究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很糊涂，我现在提出自己的一套说法，供大家参考。

说到主流价值观，就有一个问题跟着出来了，世界人民有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呢？就是我们说的普世价值。我了解了一下最近情况，有人认为没有，我认为有，而且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不承认普世价值观，我要说一个极端的话，难道你是畜生？或者说我们是人，人家是畜生吗？这是一个糙话了。如果说一个学理性的话，如果不承认普世价值，那你把马克思的位置往那里摆？中国改革干什么，中国改革选取的道理，我们影响改革非常大的因素就是WTO，朱镕基那一届政府我认为很重要的功绩就是加入WTO，加入WTO我们后续的改革就有了一定之规了，就是WTO的章程，其实WTO章程就包含普世价值，不承认普世价值，我们的改革就无法评价了。

说到价值观，我把它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也是最基础的层次，就是人要生存，人要活命，有些人文学者为了弄得高雅，就不爱提这个事。人不能随便自杀，现在中国的自杀率还是比较高的，人要热爱生命，要勇敢，要保护自己，在这个层次上，全世界的人都一样，谁不这样就自杀呗！有没有不珍惜生命的国家啊？别说还真有，有的宗教过分约束人，是不是就产生这样的问题了？像这样的国家，是要完蛋的。

第二个层次，就是家庭伦理。说到家庭伦理不得不提孔子，孔子做的工作，他讲的家庭伦理还是不错的。尊重妇女、抚育孩子、孝敬老人，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所谓核心价值观我想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去遵守，但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这么一套准则，比如上面这三条基本上是现在主流民族都遵守的。可以说，人家西方国家在这个方面比我们强，什么人老了没人管、孩子18岁踢出去，这是一种方式，不是人家不管，其实我们的年轻一代也越来越是这样。你说这个层次我们丢了没有？基本上没丢。难道中国男人都不管家了？都跟着第三者跑了？不是嘛！这些就是主流的东西，全世界都这样。

第三个层次，是非集团行动领域的社会交往。进入这样的一个交往领域要尊重别人、要讲平等、要节制，像这样的一些规则也是一个价值观，我把它看成是第三个层次，这样一个领域孔子也讲了很多话，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当然这不是了，孔子只讲了五个价值观中的一个，而且跟现代社会的理念也不一样，因为他那里包含了很多宗法伦理，现在很多不适用了。

第四个层次，是集团行动领域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要构建一种正式的规则，维持这个规则，我们要形成一个强制系统，就是如果第三个层次是一个可以用文化习惯来约束的话，第四个层次用习惯、礼仪、道德约束就不够了。第四个层次当中我们也有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十七大报告中有讲到。中共十七大报告要求：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是十七大报告的原话，二十年前你要找到这样的话，根本没有可能性。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做得不够，民主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虽然也在进步。这个东西有没有普世性呢？

第五个层次，是国际社会。有一些也是有普世价值的，比如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据我了解很多国家都接受，这是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原则。怨恨、报复、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战争机器运行的时候，强势人物把老百姓裹挟进来，我们说敌人坏，但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坏。不是这样的，一旦被战争机器裹挟进来，有些人也是没有办法的。最近有一些很好的外交操作办法，比如说我们和日本，曾经我们有过一个时期跟日本的蜜月时代，现在我们还是要和东亚民族形成密切的关系。不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那一套。这个话说起来又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说了。

我们改革取得的成绩，我认为是这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能够标志我定义的那样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意味着安全以外的公共品越来越没有按照军事化的原则提供。在座的老同志应该有记忆，一些年轻人可能想不到，过去我们的确过着程度相当高的准军事化的生活。五十年代搞合作化，有人给我描述给华北平原的某一个地方，怎么做呢？今天开会我们要搞合作化了，宣布之后说想走阳关道的站这边，想走独木桥的站这边，这可是核心的政治术语，老百姓都知道什么意思，如果你要站在独木桥那边，后果是很可怕的，所以绝大多数都会站在阳关道这边来，这是军队的一个做法，一集合站队，过去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的确我们现在改革有很多复杂的事情，但是你也要注意到，有一些改革的工作，拿到美国也没有完成，比如说金融体系的一些问题，不管是民主政治还是集权政治，解决起来都很麻烦，这不是标志的问题，现在做不好，也可能三五十年之后还做不好，这不要紧。要紧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要把奉行军事化、军事主义的系统转变为一个新的系统，我们要让社会高度的分化、专业化，军队一定不能搞民主，要有自己的控制系统，我们要强大，要奉行最有效的指挥原则，但是其他的公共品提供，我们一定要奉行最节约、最有利于减少不确定性，有利于降低风险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军事化的制度，说到底我们就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三、自由、民主和公平是改革的根本方向。

我给自由下了一个定义，就是私人领域的自由行动、自由思考。民主的定义，公共领域的决策和行动方式，其主要特点是政治家的专业化和竞争，当然选举是必不可少的。公平的定义是第二次、第三次分配产生的基本生存状态的全面保障。当然这样定义不一定合适，我是这样看法。

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不能讲的很细了。

首先是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意义。检讨我们过去的改革，大量改革的成绩和选举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有关系的，我在这里讲一个事情吧。大家都知道在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农业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土地在减少、劳动力也在减少，特别我要讲劳动时间在减少，现在农村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劳动时间都在下降，但是我们的农业GDP在增加。现在讲386199部队，以为中国农业不行了，青壮劳动力走掉了，但是这几年我国的农业粮食产业一直在增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农业高度专业化了，不识字的妇女也可以种粮，拿起电话给农业服务站打电话，撒除草剂的人就来了、开联合收割机的人就来了。作为农业研究者都觉得很惊讶，好像做了一个梦，是什么东西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呢？就是市场。土地少了，劳动力也少了，但是产出增加了，自由市场经济起的作用太大了，如果没有自由市场经济，中国人现在的吃饭问题可能就是大问题了，现在全球粮食危机。如果我们不放开市场、不从承包制开始一步步推动农业走向市场，那真的是麻烦了。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意义，它是非常巨大的。

第二个是关于民主政治的意义。民主也是解决提供公共品风险的一个办法，我对民主的看法往往是工具理性。选举、普选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让我们知道社会大众谁是少数、谁是多数，如果没有选举我们是不知道的，没有选举少数以为自己是多数，当自己的意见没有占上风的时候，这个少数，以为自己是多数的少数，可能出来捣乱，通过选举至少有一个发现功能，发现谁是多数、谁是少数，否则少数服从多数都没有办法操作。

我喜欢说“民主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好东西”。传统社会社区不需要民主、社区的联盟也不需要，现代社会基础社区不提供公共品，选举的意义不是太大，而提供公共品的是政府，这个时候民主才有意义，所以我说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好东西。现在改革的方向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山区比较落后的地方，从老百姓到干部对民主没有什么兴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经济发达的地区老百姓对民主的兴趣非常大，这反映了需求的问题，不是素质的问题，不是发达地区老百姓比落后地区的老百姓素质高，主要不是素质的问题，而是需求的问题。

第三个是公正的意义。公共领域的基本平等，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我们讲公共领域的时候，要知道并不是一切公共领域都由政府来控制，由政府控制的那一部分公共物品，我们应该讲人人平等，但是公共品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也可以提供，这个时候不一定要讲人人平等，所以我们讲基本平等。

四、渐进改革的逻辑。

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争论很多。有人认为中国要先解决政治民主的问题，或者是同时或者然后再做其他的改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种看法。而我前面的推理，实际上也说明了民主改革的确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谈到策略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有一点为难，在改革的若干任务当中，是不是要把所谓的宪政改革放到第一位呢。我自己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赞成渐进改革。如果改革是分为宪政改革和渐进改革的话，我是赞成后一种的。为什么这么讲？这个争议为什么会发生，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前提的判断，改革两种思路，因为前提不一样，所以改革采取的道路不一样。还有就是使用的逻辑，这两种改革的意见，首先我们看前提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对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忽视，西欧社会和中国社会相比，西欧社会的确有一些有利于过渡的文明基因，我们不大具备，所以我们的前提不一样。历史上我们历来是集权政治非常强大，欧洲大部分历史时期它都比较弱，有些人很大程度上可能忽视了历史的这样一个基础。

从逻辑上讲，我在这里引用罗尔斯的话，改革一定要注意社会稳定，改革是充满风险的一个过程，西欧社会有那么重要的文明基因，仍然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动荡，而我们历史上集权政治那么强大，你想要过渡的话，按照常识逻辑来考虑，是不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会更大？所以我们的难点不是我们要走向何方，而是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走到那个方向。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忽视社会稳定的意义。

罗尔斯讲到几个最重要的历史进程当中的起作用的因素，社会合作、社会效率、社会稳定、社会正义，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怀疑和不满腐蚀着礼仪的纽带，猜忌和敌意诱使人们以一种他们本来要避免的方式行动”。这个话讲的非常好，翻译为经济学的话就是囚徒困境，每一个人都认为没有问题，结果一参加行动，好的，最后大家一起完了。这种事情太多了，从过去到现在，甚至眼下这个时期。稳定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如果考虑到社会稳定，那么我们的确就有一个策略的问题，我们主要的改革任务当中就有一个选择和时间排序的问题。

我们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我前面讲到改革的几个方向当中，自由、民主和公正。公正这个东西，美国这个社会也存在这个问题，印度号称是一个民主国家，最近的石油问题，一般老百姓花20卢布的生活水平，但是有的人给的石油补贴是100多卢布，本来贫富差距就很大，这么一做更是问题了。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问题，一般老百姓是坐公共汽车，现在石油涨价给出租车补贴，实际上这是扩大贫富差距，是不是改革要扩大这些问题？但是这不是关键的问题，我的意思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也有。

市场经济当中的调控问题、总量问题、就业问题、外汇平衡问题、银根紧或者松的问题，不是我们独有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改革任务千头万绪，但最为重要、最有颠覆性威胁的社会基本冲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国家和社会的矛盾（涉及横向分权）；第二个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涉及纵向分权）；第三个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涉及要素分权）。这三种关系要处理好，大体上就能够解决稳定过渡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重要不重要？相比之下不是很重要，其他的一些东西，集权政治下可能发生，民主政治下也有可能发生，不是最要紧的，可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这三个改革的任务，实际上还是一个分权化的改革，使我们奉行军事逻辑控制公共品供给的社会转为现代社会，就是你要讲分权，纵向分权、横向分权、要素分权，我们做三个方面的改革，怎么样控制和安排才有利于稳定，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怎么样评价风险呢？我自己提出了几个原则。我在南方周末上也谈过这样的话，我们要选的改革策略，注意几个问题，你的做法要保证改革不夭折，搞不好夭折了，就是巴列维的改革，是伊朗的改革。国家不分裂，因为改革造成国家分裂的例子太多了，我们眼前就有。社会不对抗，因为事情处理不好社会对抗的例子也太多了，德国和日本，挑起世界大战并不是老百姓的真正意愿，主要是被军事贵族挟持了，人民成为牺牲品，被裹挟进来，不仅仅是社会内部对抗，而且把对抗带到国际社会。还有政权的可持续，或者说政府可持续。这四个方面能够保证的话，大体上我们就能够实现平稳的过渡。有的国家是实现了平稳过渡，有这样的例子，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最为重要的就是对过剩人口问题的解决。英国之所以仅仅在上层发生了社会冲突，要杀英国国王不是老百姓要杀的，原因是英国的过剩人口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出路，一切现代化的过程，所有的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都是排挤人口的过程，哪一个国家对人口的出路处理好、解决好，哪一个国家就不至于发生剧烈的社会对抗。

英国这个国家的人口处理就是殖民统治，殖民战争的胜利。中国人口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我在这里说几句多余的话，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专门做宏观经济的同志，宏观经济研究现在给政府出主意，我的评价比较低。GDP几乎年年都在10%以上增长，但是就业人口增长的速度非常低，财政经费大规模的增加，但是财政供养的人口比重在下降，有些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口达到20%，我们现在的水平，有些人就非常惊讶了。政府部门的效率，不要看到人多，美国农业部有十万人，我们国家农业部有多少人呢？我们在几个宏观经济总量的控制上的确有问题，包括就业问题。短期内改革的风险，就业问题是非常要紧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排序，我希望对改革的排序要考虑这样几个方面的风险。

在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中，可能发生改革失序和改革过快的风险。

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时，也可能发生改革失序的风险。我们国家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搞不好事情是挺麻烦的。

在劳资关系方面的改革中可能会有改革太慢产生的风险。劳资关系处理不好的话，社会上的失业人口就会增加，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中产阶级的这部分人口会增加，那随时都有可能是引起麻烦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就业人口，我前面为什么对就业问题多说了一点呢，实际上就是劳资关系的问题。我在北京的某一个单位也听到，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香港做了一个调查说某工厂实行血汗工资，当然我没有调查，我不知道事实。北京的白领阶层过劳死，中国大量交通事故是卡车司机劳动时间过长引起的。卡车就是两个司机，两个人倒，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时间是多少呢？八十几个小时，卡车司机应该是工作三十小时左右，这是比较合适的。某单位说现在国家有多少多少文物，文物多了没有办法保护，只有一百来人，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当时一看这个报道，心里就想，这个单位的工作经费增加了没有？你这个单位吸收的就业人员是不是按照你工作经费的同比例增加的？我了解北京某大学，全校一门公共课，人人都要上的公共课，只有三个教师，为什么呢？教师自己愿意辛苦，因为收入比较高。这里面有我们税制的问题。

如果我们说渐进改革的话，要注意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通过调整劳资关系、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促进中产阶级的崛起与壮大。

通过法制化的途径规范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满足效率、稳定和公正要求的地方管理体制。

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步发展民主政治。

关于宪政改革和渐进改革的争论，前提可能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和西欧社会的差异，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历史上可能一些偶然因素，地理因素造成的差异，它忽视了这个差异。关于罗尔斯对社会成长过程中几种要素的关系认识不足，所以产生了这个争论。

时间过的很快，在我的文章中会有详细的讨论，我应该会在一个星期之内吧，把比较详细的内容放在我的博客里，本来我的博客关掉了，但是有人以我的民意发表文章，我不得不开了我的博客，我的博客在搜狐上。

我非常忐忑不安，不知道是不是浪费了大家一上午的时间。谢谢大家。

 （删除回答问题）

 　　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首期的封面文章是谈论中国崛起的文章，其标题是“一个威猛而又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崛起”（The Rise of a Fierce Yet Fragile Superpower）。这篇文章引述Lawrence Summers的分析说，在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一个欧洲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上升了50%，而当今中国的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会上升10000%！毫无疑问，这里关于差距的描述也许不是十分准确，但作者并无夸大之心，更没有妖魔化中国之心。作者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有乐观其成之意。当今中国和那时的西欧相比，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处在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时期，而中国因为承接了更多的近代文明成果，奔跑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当年的欧洲人。然而，中国转型的终点并没有到来；我们能否真正跑赢200年前的欧洲人，也许还要一个30年再做分辩。但从以往走过的路看，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好未来30年乃至更长的路。30年时间在人类历史上似乎是难以充分展开历史规律的一个瞬间，偶然事变要拉回我们到几十年前的历史时段决非没有可能。但我们竟然在一阵一阵反对改革开放的喧嚣声中挺过来了；逆流而起的浪头没有把我们打晕，我们总是拨正船头迎向正确的航向。我们期盼，再过200年，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惊叹这一代政治家引领中国这条大船在历史的航道上趟过急流险滩而没有沉没，中国成为呵护人类文明的重要主导力量。为给子孙后代有个好的交代，这一代政治家和各类负责任的社会精英们该在改革道路上慎之又慎。

　　为保持清醒的头脑，需要思考的问题是：

　　我们究竟承接了人类文明的什么样的普世价值以至使我们能够通过改良而不是“革命”，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和平崛起”？

　　经过30年的改革，我们的社会究竟有了什么样最重要变化，以至这种变化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积极条件？

一、我们承接了什么样的普世价值

    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人类本是一个大家庭。一个民族，疆域不论大小，历史无拘长短，只要其告别蒙昧时代、走向文明未来，必然要尊重人类普世价值，和世界各民族携起手来，共同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不否定各民族在迈向文明未来保有自己的特色文化，也不否认各民族根据自己的现实选择前进的节奏和行动的策略；相反，离开了民族的特色文化，放弃了前进节奏和行动策略，任何一个民族都将丧失前进动力，逃脱不了分崩离析的命运。在迈向人类文明的征途上，于坚守人类普世价值的同时，彰显自己民族的特色的积极内容，并将两者成功地结合起来，是对一个政党领袖集团的胆识和智慧的考验。

　　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并不是抽象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具体的行动准则。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样一些制度范畴不仅是人类获取自尊、独立和富裕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福利的组成部分。可以更决绝的说，这些制度范畴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境界，任何民族都将获得这样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我们承认，这些制度范畴要成为现实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当这些历史条件还不具备时，一个民族的制度可以是不自由、不民主的，甚至是奴役性的，但一个民族如果有幸在生存竞争中延续下来，就必须创造历史条件，最终告别不自由、不公正、不民主与不和谐的制度，而选择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的制度。一定的历史条件正是民族特色发生和政治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和人类文明结缘、愿意承担历史责任的政党不能迁就自己特色的消极方面，而应积极创造条件，开掘自己的社会资源，果敢拥抱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以更快的步伐走向文明未来。

　　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在实践上主要是两个互相渗透的制度体系，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它们一个主宰可（货币）交易的领域，另一个主宰不可（货币）交易的领域。中国人有四大发明，而西方人有复式簿记、股份公司制度、保险制度、专利保护制度和财产权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发明，这些基础制度发明的意义决不亚于我们的技术发明。由这些基础制度才支撑了它们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当代中国政治家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改革的目标指向实际上是这两个制度的复合体。

　　有人说中国人在秦始皇之后就创立了市场经济制度，理由是说中国从那时候起就有了生产要素的自由交易。我不敢相信这个话。中国历史上的私人财产权从来是弱权利，而官员权利从来是强权利。官权对民财的剥夺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人身依附关系的核心内容。某些历史时期中国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并不是交易的结果，而是强权兼并的结果。与其说中国早有市场经济，不如说早有官场经济。

　　建立市场经济并不是唾手可得的事情。尽管对市场经济的理论演绎来自西方，但西方人真正相信市场经济的魔力并在公共领域适应市场经济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他们为学会适应市场经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不是市场经济的后果，而是反市场经济的后果。

　　以远低于西方成本来学习并适应市场经济，既是人类文明扩张带给我们的机遇，也是中国人智慧与勤劳的报酬。我们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幸运得多。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尽管宣称自己已经加入了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但可能连一个像样的电焊工也培养不出来，几乎不能生产出可贸易的工业品；他们有一纸民主政治的宪法，但却陷入部落流血冲突不能自拔，枪支弹药成了政治家登堂入室的选票。我们成了幸运者。至于市场经济，我们不仅接受了世界通行的自由贸易规则，还成了影响世界市场的贸易大国；至于社会主义，我们将赋予其灵魂的民主政治理念。

　　人类历史的经验证明，好运气由自然规律连缀成历史的必然性。人性的基本面是不可以改造的，尽管人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可以获得提升。人为了自身福利的提高，必然选择专业化的生产方式，而市场交换又使人由专业化的生产者成功转变为全方位的消费者。市场交换越是自由，这种转变的效率就越高，人的福利水准也就越高。于是，市场经济制度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有活力和竞争性的制度。市场经济需要秩序和稳定，秩序的维护需要权威，最有效的权威行使者是政府，而最具活力的政府又是民主政府。民主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最基本目标是自由、正义和稳定。民主手段与自由、效率、正义和稳定诸目标相结合，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政治市场准则。

二、30年里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最重要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数不清的变化，但也许最值得称道的是我们的社会日益走向多元化。关于社会进步的最简单道理被亚当· 斯密揭示出来以后，几乎再没有变化。社会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可以增加国民的福利总量；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交易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最佳制度安排；国家权力根本使命在于维护自由市场交换制度。正如国家权力不可滥用一样，自由权利也不可滥用；自由的底线是不能侵犯他人利益和一切公共利益。这就是多元化发展的含义。多元化不排斥权威，也不意味着自由化。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到现在，我国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1949年起，政府对全国经济活动实行了集中控制，建立了起了一套“命令经济系统”。严格地说，这不是计划经济。在原苏联的支持下，我国迅速建立了初步的重工业基础，经济分工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体，利益的多元分化受到严格限制。这个社会也有冲突，例如，差不多像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描述的那样，地方和地方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都有矛盾。毛泽东没有讲个人和组织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被归结为私和公的矛盾，而“公”总是对的，“私”总是错的。这个时期，社会看起来是“和谐”的，但这是一种高度集权下的控制与服从的统一，并不是真正的和谐。这种社会控制方式必然产生效率的损失。这不是说这种方式之下不会有增长，而是说增长的代价十分巨大。

　　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社会迈向多元化的起步时期，经济领域里的突出标志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放活了农民，就放活了这个国家的多数人口。食品供应迅速增加，工业品日渐丰富，城市中出现了农民工，社会有了活力。多元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大学教育开始吸收和传播新思想，新一代大学生给正在扩张的媒体服务业、法律服务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作人员。尽管这些服务业大多受到政府的控制，但本质上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具有自由职业的特点，这种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最容易保持独立意识。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进程大大加速了。

　　最能表现社会生活多元化特征的是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1990年到2002年，在国家部门和国有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减少了31%，而同期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45%。近几年，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这个变化的意义非同寻常。更多的人可能感觉到他是为自己工作，而不再用那个“吃某某的饭”的口头禅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意义超过了对效率的强调。它冲击了分配关系，同时也冲击了人们脑袋里的秩序。眨眼间，中国的“吉尼系数”就高过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但尽管劳资关系和城乡关系因为利益的分化出现了不和谐，中国社会还在包容这种变化。

　　中国民间组织的力量也迅速成长壮大了。农民新型合作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总数已经突破15万个，比较规范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超过14万个。城市里正在兴起各种形式的志愿者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志愿者组织十分活跃，引起国际机构的关注。中国政府推动的“村民自治”尽管遇到不小的困难，也已经成了不小的气候。

　　中国地方政府的“违轨行为”常常使中央政府头痛，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地方政治中不时冒出有创新意识的政治家，向社会显示他们的魄力和智慧。人们知道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有悖于宪法，但乡镇直接选举的成功却捷报频传。就在2004年，江西省的官员在他们那里推动村落社区的志愿者活动，云南的官员在一个县域范围里搞党政领导直选，河北的一位县委书记在村级村民代表会议上搞制度创新实验，湖南等省正在加紧村级组织的“党政合一”试验。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并不都是在中央指示下发生的。

　　对旧秩序冲击的力量最大莫过于中国加入WTO。1989年由8家机构制定的8套改革方案比起WTO章程实在是显得保守和妥协。那个时候，这些改革方案激进到难以被社会所承受的地步；仅仅一个价格闯关就惹了不小的乱子。事过境迁，时代变了，变到10年前难以想象的地步。中国外贸总额一举突破了1万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到了70%左右。中国受到了国际规则的约束，就像欧洲国家受到欧盟约束一般。要说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化，莫过于这个变化。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上述国家在农村社会领域财力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深刻变化。首先，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采取多种“反哺”农村的措施，使农村干部的社会角色在农民心里有了一定转变，干群关系的改善有了新的基础。其次，国家在农村投入的增加使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均等化有了良好开端，农民开始享受到初步的国家公共服务，由此开始确立农民平等的公民地位。第三，农村社会的开放还导致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大大突破了村庄范围，农村由“熟人社会”渐渐转向市场化的“陌生人”社会，由此产生了对民主法治的强烈需求，从而要求政府服务方式转变变得更为迫切。第四，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深入贯彻，农民的组织程度不断提高，为农村社会稳定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最后，农业生产力的迅速进步使农民在更深的程度上卷入了市场化过程，农村社会的开放度大大增加，农民的思想观念有了积极变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大大提高。

　　多元化发展不会让中国人的天塌下来。相反，只有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才能创造出和谐社会的基础。

　　多元化的同时也是权威形成和整合的过程。社会的分化同时在加强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依赖关系，意味着社会的组织程度的提高。但这种组织程度的提高是通过权威的作用来实现的。分化基础上的每一个设立单元的组织程度也会大大提高，因为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容易形成紧密联系的纽带。

　　组织程度的提高会增强社会和谐的可能性。一方面，因为社会组织程度的提高，组织间信息传播的成本会大大降低，并引起组织间谈判对话成本的降低，使组织间的冲突更容易得到调节，组织间的对立容易达成妥协。在这个条件下，国家权威更容易中立，而国家权威越是中立，越容易在利益冲突中发挥调节作用，社会也越容易和谐。另一方面，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以后，社会更容易产生立场温和的领袖，使全社会形成容易对话、妥协的氛围。我的研究和观察证明，群体的组织程度与群体领袖的激进程度成反比，组织程度越高，组织领袖的政治态度越是稳健，社会越容易和谐。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实质上是政治活动领域的高度组织化和多元化。选举和竞选的过程也是社会组织化的过程。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家权威将更加稳定有效。

　　正如不可能通过“计划经济”实现经济和谐一样，政治的和谐也不可能通过权威的“安排”来天衣无缝地产生。利益关系总在变化，冲突时时刻刻在发生，各种社会集团始终处于利益的博弈中。政治权威必须在政治行动中寻找自己最恰当的行为均衡点。政治家在政治博弈中出牌，要看看牌局中各个博弈者出牌的策略。总体上观察，中央政府作为中国政治最高权威，近些年的政治策略越来越表示出立场中立的特征。典型的案例是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控制。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日益多元化了，几大银行不再是资本运作的垄断者。证券公司、基金公司、20余家国外金融机构组建的QFII已经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单位，面对上市公司，使尽浑身解数为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的利益而努力的广大散户投资者也在“以用脚投票”的办法参与博弈。政府能根据大量上市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这一事实而始终实行帮助他们圈钱的政策吗？不能。我们看到了监管机构的政策线移动的轨迹，这就是逐渐由偏袒一方走向中立。

三、改革为什么不能倒退

　　中国改革事业不能倒退，只能向前。纵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历史，改革在某一时期可能停顿下来，甚至短暂地出现倒退，但倒退不会有好结果，倒退没有出路。

　　改革是人民的意志和整体利益的体现。人民意志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现实利益的诉求。改革是一种公共行动，纵然老百姓按照理论家的说法会在这种公共行动中通过“搭便车”而坐享改革的好处，但决不可认为老百姓会任凭政治家放弃改革，走回头路。更深刻的理论研究表明，老百姓越是显得一盘散沙，越是对未来的命运无法把握，他们就越是倾向于赞成一种有利于大众福祉的基本制度。即使社会成员被分割进入不同的利益集团，只要这些利益集团没有哪一家或哪几家与政府有特殊瓜葛，只要政府保持它的公正与中立，利益集团的存在不仅不会妨碍改革共识的达成，反而可以成为稳定推进改革的积极因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能成为任何放弃改革、阻碍改革的借口，相反，政治家只能通过不断改革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改革是社会进步的要求。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深度推进经济活动的市场化，逐步发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关爱民生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自由、民主、公正与和谐，是成熟的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我们要通过市场化改革奠定一个充分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基础，通过分权化的政治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构，通过向社会所有居民平等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创造社会公正的支撑体系；实现了这些目标，我们才能说我们迈向了和谐社会。若放弃改革，我们所希冀的这些文明制度将荡然无存。

　　改革是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要求。中国要走向国际社会必须使自己变得强大，必须给国际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目前，我们国家在许多方面是大而不强，要使自己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坚守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规则。我们要懂得，尽管国际社会的高端舞台是强国的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面前穷国和弱国不免要受到某种损害，但由强国建立的规则正是强国得以强大的原因。强国所推崇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具有某种普世的价值。我们要使自己强大起来，就必须通过改革大胆拥抱国际社会尊崇的普世价值。我们当然不能抛开自己的特色，但特色这个东西不能成为拒绝普世价值的借口；特色只是自己走向国际社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确定前进的日程表，而不能把自己的条件当作历史包袱扛起来不思进取。

　　如果一个国家的改革事业不幸出现倒退，这个国家必将陷入灾难之中，她的现代化进程将因此中断。改革的倒退意味着国家出现了占上风的反人性、反文明的政治势力，其后果是全社会在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遭受巨大损失。

　　我们说改革不能倒退、倒退没有出路，并不是说倒退的事情决不会发生；而是说倒退将导致这个国家中断现代化进程，并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命运足够地坏，政治家的倒行逆施甚至可能使一个民族走向灭亡。历史曾经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尊重国家主权、拒绝殖民主义的时代，一个国家不再轻易被别的国家所消灭，这使得那些反人类、反文明的政治家有可能把自己的人民当作人质来抵抗国际文明力量的干预，从而长期把持国家机器。出现这种情况是令人悲伤的。

　　防止改革走向倒退的事情发生，就必须好生呵护改革，把握好改革节奏。改革要精心设计、稳步推进，既不搞犬儒主义，也不搞浪漫主义。改革也难免出错，但大错误还是不能犯，免得给那些拉改革后腿的力量提供翻盘的机会。

　　
　　在大学教书时，曾接待过一位来自一个大机关的先生，他送我们系里教师一份材料，其中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关于国内外事务的看法。他来过很多次，要求系里的教授给他写一个鉴定。据他说，同样的材料他已经寄送了联合国秘书长、日本首相、美国总统，也寄送了中国当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记得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说他能够解决世界艾滋病问题和战争问题，但从他的文字材料中丝毫看不出他如何解决这种问题。据说他的单位秘密地请医生给他作过心理诊断。
　　
　　到中国社科院工作时间不长，又见了一位中年农民在一周之内天天“拜访”哲学研究所，随身也是一摞文字材料，同样描述了他所“发现”的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以及据此提出的治国方略。研究所有关人员先是以礼相待，也说过诸如“基础不错，继续努力”的话，同时也表示文稿不能发表。可这位中年农民一定要研究所给出一个不能发表文章的理由，他也做好了“逐条驳斥”的准备。
　　
　　表面看来，这两位先生与常人无异，但讲话与行为的偏执令人惊异。
　　
　　曾读过Ｅ.弗洛姆写的一本书，叫做《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书里分析了各种性格缺陷，也认为那都是疾病，并给这些疾病冠以奇怪的名称。但通俗说来，人类所患的最普遍、也最可怕的是心理疾病是狂妄。狂妄的特点是极端执着地去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并对周围人群有强烈的控制和支配欲望。狂徒不见得总要去犯罪；他们在多数情况下甚至和既定的制度有相当的亲和力，只是有可乘之机时，他们才显示可怕的病患心理。他们一旦有了这种机会，会给自己的残暴行为找出一个辩护的理由，比如，他们可以用所谓“多数人”的利益来剥夺“少数人”的利益，而最终倾向于把一切人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弗洛姆说（中译本395页），日常生活中，我们周围有成千上万的希姆莱（纳粹分子）。从整个社会来说，在和平时期他们造成的损害并不大，不过切不可低估，有许多人受到他们的伤害……。但当破坏性的力量与恨意蔓延整个政体的时候，这些人就变得极端危险；他们是那些热衷为政府服役，为它执行恐怖、残害与屠杀的人。许多人认为我们可以远远认出潜在性的希姆莱，实则大错。这话是警世之语。
　　
　　对生活中的狂妄之徒如何安置是一个大问题。善良的人不可能用自己的善良感化狂妄之徒。我说的善良的人大体是指守规矩的人，比较传统的人，而不是说他们是道德高尚的人。善良的人一般是“厌恶风险”的人，而狂妄之徒多是偏好风险的人，由于制度不可能绝对完善，狂徒在与一般人交往中容易占上风。一个制度的不确定程度越高，生活中的风险就越大，狂徒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就越发如鱼得水。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个制度搞得不给狂徒留下任何可乘之机，所以狂徒总不会绝迹。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狂徒的行为会受到很大制约。
　　
　　对付狂徒的制度不可能是“未雨绸缪”，用什么办法把他们控制起来。事实正好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允许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的话，那可能不是善良的人控制狂妄之徒，而是狂妄之徒控制善良的人，所以，“控制”不是好办法。凯恩斯这位天才学者老早思考了这个问题，他在那本著名作品的末尾，提供了一个解决狂徒问题的办法，说来简单，办法只是发育一个竞争性的商业社会。他说，这类狂徒如果去从政，他们便要奴役别人，不如让他们去做赚钱的事情，这样，他们自己就成了金钱的奴隶，社会也就安定了许多。
　　
　　狂徒会不会在商业社会也去奴役人，而不是像凯恩斯说的那样仅仅自己做金钱的奴隶？我看他们也免不了有一种控制他人的欲望。雇佣成千上万劳工为自己的利润而流汗，那是何等的满足！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对人的控制充满了罪恶，对此我们无庸讳言。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由于商业社会与政治市场在结构上的差异，狂徒在商业社会会受到较为有效的制约，使他们甚至有可能看起来像绅士。道理很简单，在通过商业社会控制人之前，先要服从生产的技术规律，在这一点上没有资本的随意性。但在政治市场上，狂徒的成就感来自对人的直接控制，而狂徒往往会以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来改造一切自己看不惯的人，这就很不妙了。政治市场的信息又极容易隐蔽，狂徒便平添了一份控制他人的资源，灾难就更容易发生了。有时候即使有选举制度也不能制约狂徒，希特勒的纳粹党不是靠选举上台的么？
　　
　　还有人会说，类似足球这样的体育赛事，也可以缓解社会的紧张，包括它的狂徒注意力的转移，这也许有道理，但它对社会和平的贡献恐怕远远比不上商业社会的作用，因为后者可能发育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最害怕的是政治市场和商业社会纠缠在一起，让一部分人在两个市场上都如鱼得水，大捞好处。让人们去自由地挣钱，政府只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制定和维护商业规则，便意味着人类文明进了一大步。
　　

最近连续看到了几份关于农民为维护土地财产权所进行的集体活动的报道，心里不免沉重。尽管早知道土地维权是当今影响农村政治安定的主要因素，看到新近发生的这些案例，还是感到触目惊心。我们国家实行的土地管理制度被称作“世界上最严格”的制度，竟然还使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这的确应该引起政府高层的严重反思。

一、理念要转变

说实话，如果各地方政府能够服从大局，有负责任的政治态度，事情是不会到这个程度的。任何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做出规定，总会有漏洞，但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明确的，只要严格按法律精神办事，有了问题也不至于发生系统性的偏差。阅读过〈土地承包法〉的知道，这部法律在文字上的确赋予农民的权利要超过赋予集体的权利。农民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这是明文规定的。当年江泽民主席还说过，30年以后也不会变。其他涉及国家征用土地的法规也规定了土地征用的程序，其中包括了对农民的补偿办法。这两年，国务院的文件更明确地规定，因为“国家建设”而征用土地以后，要将所有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用各种办法保障农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

然而，我们的现实是，在土地管理方面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我们已经不能依靠地方政府百分之百地顾全大局。中国是一个大国，只要百分之十的地方政府打小算盘，置大局于不顾，事情就不得了。法律的漏洞，有效监管的高昂成本，中央政府不同部门的不协调，都是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的东西，事实上，这些东西的确被利用了。这牵涉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深刻问题，也许我们对地方政府的指责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指责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问题还是出在基本制度上，包括法律规定的合理性基础也存在问题；正是基本制度的不合理，留下了地方和中央之间博弈的空间。如果立法的法理出了问题，法律就是废纸。我们需要认识基本制度方面的问题，并由此下手来解决问题。

在土地管理的理念上，要彻底纠正对土地财产权的恐惧症。大量研究和世界经验的总结都证明，世界上可怕的不是土地私有制，而是土地公有制。后一种制度是产生浪费和冲突的制度。不当的土地制度为国家长治久安埋下祸根。现代国家已经早已不同于农业自然经济时代的国家，有种种办法对土地财产权做出限制。说现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民社会保障的基础，实在是陈词滥调。

二、反思现行土地法规的问题

公有土地如同一切公有资源一样，只要它拥有足够的价值，必然会成为强者掠取的对象。土地承包法实际上显示了国家、集体和农户对土地所有权的分割，但却没有明确地合理地界定它们之间的权利边界。土地承包法的本意是要克服传统集体所有制的弊端，但又想继续维持集体所有制的框架，不免在逻辑上漏洞昭然，在实践中弊端丛生。当法律不能清晰界定权利边界，或者界定之后又不能维护这种界定的有效性，实际的政治力量就要发生作用。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在政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会受到利益的侵害，而法律本来想削弱的“集体”力量却因现实的政治关系而得到加强。

大量调查发现，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对土地控制的强度决定于下述方面的因素。第一，国家权力的配置状况。笔者在某地调查发现，地方政府违反中央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限的规定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土地承包的频繁调整已经不是村干部的行为，而变成乡里、县里的行为。县政府把调整土地作为一个时段的中心工作去抓。县政府调整土地承包期限的动力在于增加税收。在目前政治权力格局之下，每一级政府对上级政府都有很强的隐蔽信息的能力，除非有告状事件（特别是集体“上访”事件）发生，上级部门并不纠正下级的违法行为。因为大多数农民不反对调整土地，集体上访的事情在土地调整中事实上很少发生。第二，土地收益情况。干部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权利并决定是否重新分配土地，取决于这种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和成本的比较。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保障程度尽管在各地有所不同，但有清楚的规律可循：承包权的稳定性与土地的市场价格（影子价格）成反比。土地的市场价格与土地的收益（包括转移用途所产生的级差收益）成正比。在农业经济条件差、土地转为非农用途概率小的情况下，土地的承包关系比较稳定；土地的农业收益高、转作非农用途概率大的情况下，土地承包关系就不稳定。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城市工业集团的政治力量强大，他们一方面与农村干部建立联盟，另一方面又竭力影响政府官员，使普通农民的政治谈判能力相对衰弱，不能保护自己的土地权利。第三，税收制度的影响。这个因素农村税制改革以后不再重要。第四，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一些学者坚守这样一种观念：中国土地私有制是历史上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并有土地市场存在。还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早已有了关于农业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是令人怀疑的。据秦晖的研究，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在宋代以后才出现，且国家的权力高度渗透于所有权关系中，国家与农民的矛盾仍然超过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这种历史影响对农民的土地观念有深远影响，以至农民至今有“国有土地”的观念，而代表国家力量的人物则被看作是政府官员。农民的“国有土地”观念加强了他们的“官本位”观念，这使得官员对土地的控制更加肆无忌惮。尽管农民有“国有土地”的观念，但不能认为农民不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在农民没有自由迁徙权、对土地权利的保护没有信心的情况下，农民自然会主张平均分配土地。如果农民获得自由迁徙权，且对土地权利的保护比较容易，我们可以相信农民会欢迎土地的私有制。

法律自身显然存在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一方面，它反对“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另一方面，它又规定农户是承包权的主体，给户主保留了“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的权利诉求。简而言之，土地承包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是不可能的。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不完整的主要表现是：

１．农民没有退出集体经济的权利。《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法律还规定：“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按这个规定，农户的土地使用权仅仅限于农村，一旦农民离开农村，土地使用权立刻消失。

２．农民没有完整的自主经营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基本农田。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这个规定显然是不合适的。农业生产已经是一种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经营活动，农民在一个季节里是耕作还是休耕，取决于他对投入和产出的计算。例如，农产品价格低到一定程度，农民选择休耕不仅对农民自己有利，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如果强制农民耕作，反倒于私于公都十分有害。

３．“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侵害部分农民权利。《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这意味着三分之一农民不同意承包方案时，只能被迫接受。在具体的土地承包工作中，村民代表的产生容易被村干部操纵，结果是多数农民被迫接受他们不同意的土地承包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一条款同样有上述问题。

现行征地补偿办法虽然有了很大改进，但仍有不合理性。现行规定讲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但没有考虑获得这个生活水平的成本。如果一个东北农民拥有50亩地，他需要每年劳动40天，获得2万元收入；如果失去土地，他可能需要劳动300天才获得2万元收入。虽然生活水平没有降低，但为维持这个生活的成本大大增加了。所以，农民有可能对现行法规下的补偿标准难以接受。

概括地，现行关于法规农村土地的法规有这样的特点：在法规的抽象意义上看，农民拥有强度很高的土地财产权，但从实际经济关系看，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掌控者却有强度很高的土地控制权。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地方政府的实际权力被放大了。中央“天高皇帝远”，农民说话不算数，地方政府和集体的实际掌控者就厉害了。

三、建立全新的土地管理制度

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总的思路是“放开产权，管住规划”。这一思路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改变土地权利结构，确立多元化的土地产权制度，让农民拥有真正的耕地财产权。可以确立耕地永包制，强化农民的耕地财产权。可以考虑在全国用几个月的时间搞一遍“土地确权”，然后宣布耕地承包权永远属于农民。为此，要取消现行法律中那些关于“三分之二以上农户”做决定的条款。农民的耕地永包权如同他拥有一台电视机一样，不能用什么范围的投票来剥夺。农民有了这个权利，地方政府圈地搞建设的冲动必然刹车。

第二，要放弃“国家建设”这类法律用语，用更明确的公益事业用地和商业用地术语。法律文本要用列举的办法来确定公益用地的范围。各种开发区用地不能笼统地看作公益用地。

第三，确定国家和省级政府之间的土地规划分工，中央管规模，省政府管到地块。实行土地规划法制化。对现行规划要重行严格审议，以便规划和实际相符。只要符合规划，再不应区分“大产权”、“小产权”，一律平等；如不符合规划，对违规者一概施以高额罚款或判处监禁。

第四，对于非农建设规划区（包括开发区）用土地交易制度替代土地征收制度；用讨价还价办法替代补偿办法。任何一户土地主人，都可以拒绝交易，哪怕这块地处在某开发区的核心地带。

第五，对于公益事业用地，严格按照公益事业项目列举目录界定用地范围。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这类占地可以强制交易，但交易价格应参照当地农用地价格制定，并高出一定比例。要在理念上清楚，即使为了公共利益，也不能以牺牲私人利益为前提。

第六，建立土地交易收入调节税，但不再允许各级政府搞土地财政。调节税的收入用来建立土地整治基金和公益用地征用补偿基金。   

为实行上述制度，并使之法制化，要尽快冻结土地占用，然后清理已有的违法占地案例。对农民的投诉，各地应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时间表，诚心诚意地对农民负责。

以后的故事是悲惨的。高地出现了“驱赶”运动（clearance），一些crofter的房屋被摧毁，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在羊毛和海藻灰的市场价格还比较高时，他们还能挣到一些钱，他们的劳动也被贵族所“珍视”。但不幸的时代来了，在1821以后，牲畜的价格和海藻灰的价格大幅度地下降，人们立刻生活无着，大部分家庭主要以土豆为生，人口开始过剩。要命的是土地不增加，而“驱赶”运动变本加厉，羊占地的情形愈加严重。在1847年，Skye县的16000英亩可耕地被羊占了6000英亩，其余10000英亩土地上承载着4000个家庭！终于，在1845-1850年间，苏格兰高地的各crofts县发生了大饥谨。大饥谨和当地赖以活命的土豆感染一种病有关系，这种病（一种真菌引起的病害）1845年先从欧洲大陆爆发，第二年传到苏格兰。英国政府在救援中的官僚主义加重了饥谨带来的大灾难。

当然，crofters有过他们的抗争，有时抗争采取了相当激烈的形式，被史学家称为“高地土地战争”。农民在土地上进行静坐示威，一些过去被驱赶走的crofters的后代也回到原来的土地上静坐。警察和地主勾结对crofters进行干涉、逮捕和判刑，crofters便和警察斗，有时警察把军队找来支援。

crofters的斗争多少是有作用的，逼使英国政府立法对他们的处境加以干涉。1886年，还成立了Crofters Commission，专门做他们的工作。当时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耕作土地面积小；租佃关系不稳定；租金高；农田建设占地得不到补偿；运动场建设挤占耕地等等。1886年的法律部分解决了这些问题，例如限制地租不得超过每年30英镑等，但土地所有权以及面积问题还没有解决。这项立法确定了这样几个立法原则： (a)根据某些具体考虑来加强租约的安全性，使地主不能随意解除租约。(b)确立一种比较公平的地租率。(c)对于佃农在土地上的改良，如果租约要终止，必须给予补偿。1911年，成立了土地法院，替代了Crofters Commission（后来又恢复），这年的法律规定，对于苏格兰地区的用地不超过50英亩，或租金不超过50英镑的（年）的佃农，法律授权成为永久的土地使用者（landholders）。1949年的法律改善了较大农场的佃农的法律地位，使租佃关系的继承得以确立。

在1976年，英国政府给予 crofters购买土地的权利，购买的价格是租金的15倍。这个价格是不高的。政府强迫地主必须把crofter耕种的土地和crofter的宅基地卖给crofter。这次改革实际上是把一些耕地和宅基地分给了农民。但是，资料显示，这次改革仅仅使4,300 croft 房屋和3,000 处croft田地变成了croft所有。也就是总量的1/5左右。

1993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法案（Crofters (Scotland) Act），是一项综合性的法案，过去所有有关的法律文件都在这个法案里得到认定或修正。

有一个事实值得经济学家注意，当英国政府机构试图将土地以优惠的方式（或强制地主出售的方式）卖给crofters时，crofters并不买帐，他们希望继续保持租佃关系。有两个文献反映了这种情况[1]。上世纪初，英国政府的“高地人口稠密区事务局”（Scotland Congested Districts Board）试图促进crofters购买田庄，但一是因为crofters的收入确实有限，另一原因是改革的配套问题（这个局自己没有权利先把土地买进），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已经发生的改革在地租率、租约安全以及继承方面对crofters已经有了很大的保障，所以crofters没有很大积极性买自己占有的土地。1976年的改革也有同样的问题。

土地改革的过程同样是力量较量和政治冲突的过程，最后产生的结果是多种因素平衡的结果。例如，1892年，保守党控制的议会颁布了一项法律，叫做 Allotments (Scotland) Act,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涉及对Crofters做土地安置的的法律。这个法律的颁布受到Barra岛上Crofters的欢迎，这个岛人口密集，没有土地的Crofters居住在很肮脏的环境中。有了这个法律，Crofters就开始行动，向Inverness县委员会提出了申请，要求合法拥有土地。接着便是旷日持久的冲突。委员会的一部分成员同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委员会的地主们不同意。他们接着向英国“拥挤地区事务局”提出申请，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最后，他们决定自己行动，岛上最大的一个农场被占领了。他们的口号说：宁愿去监狱，也比现在强。几年的持久斗争，最后逼使“拥挤地区事务局”在1901年买下那个农场和和相邻农场的一部分，分给了60户 Crofters了事。但其他地方的问题没有解决，冲突仍然发生着。在1900年的一次冲突中，Skye县的Crofters占领了土地，地主诉官，官方干涉，但Crofters不接受，最后的办法是官方花钱在那片土地上设围栏，把地主的狩猎区与Crofters的田地分开。

斗争的结果是Crofters的土地权利得到了缓慢但十分有效的改善。在1886年至1950年代早期的这个时段里，52000英亩的可耕地和732000英亩的草地成了Crofters的土地（不一定所有，但租约不容易解除）新增加了2742户Crofts，5160户Crofts的规模也得到了扩大。一个最不可否认的成绩是，在19世纪前60年的“驱逐运动”中建立的大牧场，又重新被Crofters们占用了或所有了，很多早期被驱赶的crofters的后代们又回到了祖先使用的土地上。crofters Commission与 “拥挤地区事务局”的工作应该说为Crofters状况的改善做出了贡献。英国农业局也做了极大的努力。羊的品种更换，资金的支持，农业技术方面的帮助，房屋的改善，等等，都有明显的效果。

目前，crofters问题在英国农村政策调整中还有其特殊性，但在土地方面，其特殊性已经不显著，所以，1991年以后，政府出台的土地改革政策把crofters方面的问题与其他土地问题归并到一起来讨论、立法。1998出台的改革构想所涉及的土地改革内容主要是：

1．促进crofting共同体的发展。为此，要给所有的crofting共同体控制土地的权利�